第三章 法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五十七条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概念的规定。

法人，是指法律规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特征是：

1.法人是具有独立名义的社会组织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

3.法人具有独立的意思，能够依自己的意思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4.法人独立承担责任。法人的本质，是法人何以能够与自然人同样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成为享有权利、负担义务的民事主体。我国民法学通说采用法人实在说，在立法上也是以法人实在说作为理论基础的。民法典以法人成立目的的不同为标准，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

【案例评注】

王某容与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1]

基本案情

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系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举办，并于2011年12月6日经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的事业单位法人，有效期限为2011年12月6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满后，该单位未注销。业务范围包括为农村五保户对象和城市“三无”人员提供集中养老服务，负责供应对象的衣、食、住、医、葬等。经费来源于财政补助。薛某艺生前与王某容系夫妻关系。薛某艺于2005年10月被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安排在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工作并担任副院长的职务，工资由宜章县梅田镇民政办公室造册在民政经费中单独列支并代为发放。工作期间，薛某艺与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未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8月22日凌晨4时30分，薛某艺因心脏病突发在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的值班办公室死亡。薛某艺的妻子王某容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薛某艺与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自2004年11月起至2014年8月22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判决

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薛某艺与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由分立后的最终用人单位继承，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人身和管理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应当由最终的用人单位继承。本案中，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在2011年12月6日登记成立事业单位法人后，已具备了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其业务范围也与登记注册前的一致，未曾发生变更。虽然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的法人证书到期后未经年检，但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央编办发［2014］4号）第五十九条“事业单位的法人证书废止但未经注销登记的，其法人的责任和义务存续”的规定，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仍然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薛某艺虽于2005年10月被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安排在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担任副院长职务，但其自工作之日起一直在该敬老院工作，工作内容只限定于为农村五保户提供集中养老服务，负责供应对象的衣、食、住、医、葬等，而从未参与过宜章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性质的事务管理工作；且薛某艺的工资也是在民政经费中单独列支，由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代为发放。因此，薛某艺自2005年10月起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全部由具备法人资格后的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继承。故王某容请求确认薛某艺与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从2004年11月起至2014年8月22日止的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王某容不服一审判决，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薛某艺与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自2005年11月至2014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薛某艺与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自2005年11月至2014年8月22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系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举办。2005年10月，薛某艺被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安排在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担任副院长职务，后一直在该敬老院工作。《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自2005年10月薛某艺被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安排在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担任副院长职务之日起，薛某艺即与梅田镇人民政府建立了劳动关系。《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

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2011年12月6日，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依法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取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的用人单位的条件。故自2011年12月6日起，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与薛某艺之间不再存在劳动关系。

王某容上诉请求确认薛某艺与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从2005年11月起至2014年8月22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对其中2005年11月起至2011年12月5日止薛某艺与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不当，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如下：一、撤销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法院（2014）宜民一初字第73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王某容的丈夫薛某艺生前自2005年11月至2011年12月5日期间与被上诉人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存在劳动关系；三、驳回上诉人王某容的其他诉讼请求。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57条与原《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相同：“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2011年12月6日，宜章县梅田镇敬老院依法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取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符合《劳动合同法》第2条规定的用人单位的条件。故自2011年12月6日起，宜章县梅田镇人民政府与薛某艺之间不再存在劳动关系。

第五十八条 法人应当依法成立。

法人应当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产或者经费。法人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设立法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有关机关批准的，依照其规定。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成立及成立条件的规定。

法人成立，是指法人开始取得民事主体资格，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法人的成立，表现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以及特别法人开始具有法人的人格，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始期。

法人的成立与法人的设立是不同的概念。设立是行为，成立是结果；设立尚未成立，成立必须经过设立。法人成立的条件是：1.须有设立行为。法人必须经过设立人的设立行为，才可能成立。2.须符合设立的要求：

（1）法人要有自己的名称，确定自己法人人格的文字标识；

（2）要有能够进行经营活动的组织机构；

（3）必须有自己固定的住所；

（4）须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能够进行必要的经营活动和承担民事责任。

3.须有法律依据或经主管机关的批准。中国的法人设立不采取自由设立主义，凡是成立法人，均须依据相关的法律，以法律作为成立的依据。

4.须经登记。法人的设立，原则上均须经过登记方能取得法人资格。机关法人成立不须登记。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除法律规定不需要登记的外，也要办理登记。成立法人，须完成以上条件才能够取得法人资格。

【案例评注】

丙公司诉甲公司债权纠纷案 [2]

基本案情

1995年6月17日，甲公司与万盛支行桃子营业所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公司向万盛支行桃子营业所借款41万元，借款期限自1995年6月17日至1996年3月12日。之后，甲公司又先后分3次向万盛支行桃子营业所借款420万元。自1995年6月17日至1996年12月27日，万盛支行桃子营业所一共向甲公司发放贷款461万元。截至2000年5月23日，甲公司向万盛支行桃子营业所归还借款49.5万元及部分利息，尚欠411.5万元及其利息797553.22元，合计4912553.22元。

之后，万盛支行将该债权剥离给乙公司，并向甲公司送达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乙公司于2001年12月25日、2003年12月19日分别在《重庆日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要求甲公司向乙公司履行还款义务。2005年1月28日，乙公司将上述债权以40万元价款转让给某运输公司。2005年2月23日，乙公司在《重庆日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公告，要求甲公司向某运输公司履行还款义务。2005年4月27日，某运输公司就上述借款中的41万元及利息向重庆市万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甲公司偿还借款。

甲公司系万盛支行所属工会委员会（该会系金融工会下属的基层工会，未按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查、领取工会法人执照）开办的经济实体，并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进行了企业法人注册登记。据工商档案记载，该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为：工会会员集资10万元，每年按高于银行同期储蓄利率20%计付利息，集资期限为3年，到期全部归还本金；万盛支行有偿拨付固定资产5万元。该公司成立时，8名工作人员除1名退休职工外均系万盛支行正式职工，历届公司经理均由万盛支行正式职工兼任。甲公司的经营场所——重庆市万盛区万新路××号房屋由万盛支行拨付给甲公司使用，并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2000年3月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1999）渝一中经终字第227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甲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对外承担民事责任。2000年7月19日，甲公司因未办理1999年年检被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法人营业执照，并责成主管部门按法律规定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

法院判决

重庆市万盛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甲公司向万盛支行桃子营业所借款461万元属实，现某运输公司只起诉其中一笔借款41万元及其利息，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万盛支行将借款41万元及其利息剥离给乙公司，乙公司又将该债权及利息转让与某运输公司，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甲公司应承担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责任。但甲公司已经（1999）渝一中经终字第227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为万盛支行直接投资开办的不具法人资格的公司，并在2000年7月19日被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后，主管部门即开办单位万盛支行未按法律规定进行清算，甲公司又无独立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判决：

一、万盛支行偿还某运输公司借款41万元及利息174008.1元，计584008.1元；

二、驳回某运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万盛支行应当承担本案还本付息的民事责任。理由是：被上诉人某运输公司通过拍卖合法取得了对甲公司借款本金41万元及利息的债权，甲公司应当向某运输公司承担还本付息的民事责任；甲公司于2000年7月19日因未办理年检被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了法人营业执照；万盛支行关于该支行工会委员会具备社团法人资格，甲公司由该工会开办与其无关，其不应承担还本付息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甲公司虽以万盛支行所属工会委员会名义开办，但其无独立财产、组织机构和经营场所，且与万盛支行之间在人员、资产、财物等方面存在混同，应认定甲公司系万盛支行直接投资开办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万盛支行与甲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将款借给甲公司，实际是万盛支行将借款借给了其自办的公司，属《合同法》规定的债权债务归于一人，双方所签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万盛支行将其自办公司的债权作为不良债权转让给乙公司的行为，不属于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规定的剥离不良贷款的范围，因此双方的债权转让行为应当确认无效。现某运输公司起诉要求主张的债权系乙公司授让取得，其要求万盛支行偿还理由不能成立，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驳回某运输公司的诉讼请求。

专家点评

原《民法通则》第37条规定，法人应当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根据该条规定确认公司财产和经营场所由创办人所有，公司经理由创办人任命、公司员工均系创办人正式员工的经济实体时，与创办人构成债权债务混同。法人作为自然人以外的另一民事主体，其法律特征主要在于其系依法设立的组织体。原《民法通则》第37条以及民法典总则编第57条，均规定了法人作为组织体的基本特征。法人需要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是说法人作为民事主体，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该财产不仅独立于其他法人和自然人，也独立于创立人和该法人内的所有成员的财产。法人拥有独立的财产是法人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也是法人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必要前提，法人以自己拥有的独立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以法人创始人、法人成员或其他组织的财产来承担。本案甲公司虽然进行过企业法人注册登记，但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为工会会员集资筹集，且3年内还本付息；固定资产为创办人万盛支行有偿拨付；公司成立时的员工几乎均系万盛支行正式职工，且历届公司领导均由创办人正式职工兼任；公司的经营场所也由创办人拨付给使用。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已被法院确认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并责令进入清算程序。分析这些案件事实可以认为，甲公司既不是财团法人，又不是社团法人，除了创办人万盛支行的债权债务没有自己的债权债务，完全符合民法典合同法编所规定的混同——即债权债务同属一人，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

第五十九条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人作为民事主体，享受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法人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与自然人一样，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二者有所不同：1.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不同。法人不享有与自然人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及配偶权、亲权、亲属权、继承权等。2.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与终止的时间不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法人成立，终于法人消灭，即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从其成立时产生。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在法人的存续期间与法人不可分离。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从其终止时消灭。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3.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不同。法人民事权利能力限制在法律或者行政命令的范围之内，并且受到设立人的意志的约束，设立人在设立法人时确立的目的范围直接决定了法人的权利能力范围。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未受到限制。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作为民事主体，以自己的行为享受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特点是：

1.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其民事权利能力取得和消灭的时间相一致。

2.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相一致。

3.法人的意志取决于团体的意志。

【案例评注】

金某新与某运输公司合同纠纷案 [3]

基本案情

2012年6月3日，被告某运输公司的车辆新H-×××号、新H-××号挂车在阜康市境内发生交通事故，随后由原告金某新施救车将事故车辆拖送至阜康市龙腾汽车钣金喷漆修理部进行修理，被告欠施救费10500元未支付，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车辆施救费10500元及利息819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邮寄费。

法院判决

原告系个体工商户，是阜康市安泰汽车救援中心的业主。2012年6月3日，原告是在其经营范围内对新H-×××号主车及新H-××号挂车进行的施救，根据法律规定，其经营的字号为阜康市安泰汽车救援中心应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故金某新作为原告起诉主体错误。另查明，2015年5月11日，被告某运输公司已被富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登记，故原告将某运输公司列为被告主体错误。综上，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金某新的起诉。原告金某新的受理费不予交纳。

专家点评

本案所依据的是原《民法通则》第36条第2款，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这与民法典总则编第59条规定相同。本案中，被告某运输公司已被富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登记，因而被告的法人主体地位终止，相应的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也随之消灭，不具备担任被告的主体地位和民事行为能力，原告将某运输公司列为被告主体错误。被告的法人地位终止之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以清算财产为限对原告进行债务清偿。

第六十条 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

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即承担有限责任。无论法人应当承担多少责任，最终都以其全部财产来承担，不承担无限责任。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民事责任能力，是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也叫作侵权行为能力。我国民法采取法人实在说，承认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法人作为一个实在的组织体，对其法定代表人及成员在执行职务中的行为造成他人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即代表责任或者替代责任。法人代表责任的根据在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机关成员，是法人的组成部分，他在代表法人从事经营活动时，其职权是由章程以及法律加以确定的，其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是由法人规定的，其活动的目的是实现法人的职能。既然机关成员的经营活动就是法人的行为，他们在合法的职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理所当然地应由法人承担。因此，法人的机关成员在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

【案例评注】

某公司申请执行《环球纪事》杂志社合同纠纷案 [4]

基本案情

某公司与《环球纪事》杂志社、某翻译公司联合办刊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法院作出的（2006）西民初字第2881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7）一中民终字第4467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判决判令：一、《环球纪事》杂志社于判决生效起10日内返还某公司1799600元；二、《环球纪事》杂志社于判决生效起10日内返还某公司车牌号为粤BA94××型号为500SEL的奔驰轿车一辆；三、某翻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对《环球纪事》杂志社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清理，以清算《环球纪事》杂志社所得财产清偿某公司的上述债务。某公司于2007年8月10日向执行法院法院申请执行生效判决第一、二项内容，执行法院立案执行后，《环球纪事》杂志社无财产可供执行。

某翻译公司系《环球纪事》杂志社的出资单位和组建单位。《环球纪事》杂志社于2003年9月6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某翻译公司未对《环球纪事》杂志社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清理。2008年9月1日，某翻译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请求变更《环球纪事》杂志刊名为《东方壹周》。2008年11月6日，新闻出版总署向某翻译公司作出《关于同意〈环球纪事〉更名的批复》，同意《环球纪事》更名为《东方壹周》。现《东方壹周》的出版单位为《东方壹周》周刊社，主办单位为某翻译公司。《东方壹周》周刊社系某翻译公司下属部门，不具备法人资格。2010年9月16日，执行法院依据新闻出版总署的上述批复，作出（2010）西执异字第64号执行裁定，变更《东方壹周》为某公司申请执行《环球纪事》杂志社一案的被执行人，《东方壹周》应在裁定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某公司清偿债务。2014年8月12日，执行法院又作出（2010）西执异字第64-1号执行裁定，认为《东方壹周》只是某翻译公司出版的刊物名称，不具备变更为被执行人的主体资格，故裁定撤销（2010）西执异字第64号执行裁定。某公司要求追加某翻译公司为执行人。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虽然新闻出版总署向某翻译公司作出的《关于同意〈环球纪事〉更名的批复》同意《环球纪事》更名为《东方壹周》，但根据北京市新闻出版局颁发的出版许可证，《环球纪事》杂志和《东方壹周》杂志的主办单位虽均为某翻译公司，但前者的出版单位为《环球纪事》杂志社，而后者的出版单位为《东方壹周》周刊社，两者的出版刊号亦不相同。《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亦明确规定，一个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只能对应出版一种期刊，不得用同一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出版不同版本的期刊。故根据现有证据及上述规定，不能认定《东方壹周》杂志是《环球纪事》杂志的延续，亦不能认定《东方壹周》杂志是属于《环球纪事》杂志社的刊物。某公司关于某翻译公司无偿接受《环球纪事》杂志社财产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某公司关于追加某翻译公司为被执行人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执行法院裁定驳回其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60条规定，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是法律拟制的民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法人作为独立地民事主体以其全部财产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其独立性表现在以登记的法人为单位承担责任，责任范围为该独立法人的全部财产。当法人一旦登记设立，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法人财产也独立于其设立人或者股东，法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仅以独立法人的独立财产为限，不溯及其设立人或者股东。本案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确认《东方壹周》不属于《环球纪事》杂志社的刊物的基础上，《环球纪事》杂志社是完全独立于《东方壹周》及某翻译公司的法人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及权限范围的规定。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法人机关。法人机关是指存在于法人组织体内部的、担当法人行为和责任的机构。法人机关可以分为三类：

1.意思形成机关即权力机关；

2.意思表示机关即执行机关；

3.法人的监督机关。法人的活动要有一个代表人，代表法人进行意思表示，通过代表人的行为代表法人的行为，通过代表人的行为参加民事活动。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指依照法律或法人的组织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的特征是：

1.法定代表人是由法人的章程所确定的自然人。

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

3.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主要负责人。在民事诉讼中，应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在法院起诉和应诉。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都是法人的民事活动。法人通常都是通过法定代表人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从事民事活动的。因而，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就是法人的民事活动，其后果都由法人承受。

法人的章程或者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范围的限制，对于法定代表人有完全的效力，即法定代表人不得超出其法人章程或者权力机构对其的限制。如果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进行的民事活动超出了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范围，法人可以追究其责任。

法人的章程或者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范围的限制，对于第三人不具有完全的效力。只要进行民事活动的相对人是善意的，对其超出职权范围不知情且无过失，法人就不能以超越职权为由对抗该善意相对人；如果相对人知情，则可以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撤销。对此，应当对照民法典合同编第296条规定条件和要求，确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的效力。

【案例评注】

甲公司与乙公司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5]

基本案情

原告乙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26日，2010年10月8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陈某铃变更为林某玲，陈某铃与林某玲系夫妻关系。

2005年5月11日至2006年8月14日，陈某铃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6年8月14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某国，陈某铃同时不再作为该公司的股东，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陈某国。2010年5月7日，甲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由陈某国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林传某、陈香某；林某珠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陈香某和陈惠某。2010年6月4日，陈某国与林传某、陈香某，林某珠与陈香某、陈惠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6月8日，经工商登记变更，该公司的股东由陈某国、林某珠变更为林传某、陈香某、陈惠某，法定代表人亦由陈某国变更为林传某。

2007年3月30日，陈某铃为乙公司经营的目的，在取得甲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国同意，但未取得甲公司另一股东林某珠同意的情况下，借用了甲公司的名义并委托某商标事务代理公司申请文字商标，注册类别分别为第1、9、17类。2009年12月28日，商标局核准了三类注册商标，且注册人均为甲公司。2010年3月10日，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国以甲公司的名义与原告乙公司签订了三份《商标转让协议书》，约定：甲公司同意自愿将已向商标局申请核准注册的上述三个注册商标转让给乙公司。同日，陈某国以甲公司的名义与乙公司签订《商标转让补充协议书》，就三份《商标转让协议书》补充如下条款：鉴于转让的三个商标其实际申请人、商标设计人、申请费用出资人、商标的实际使用人为乙公司（经办人为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铃），系乙公司挂靠在甲公司名下申请的，出于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双方同意就上述三个商标的转让，甲公司不再向乙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国与乙公司签订转让协议未取得另一股东林某珠的同意。2010年10月14日，商标局向乙公司发出《转让申请补正通知书》，就该三项商标转让事宜告知：“现有转让人来函向我局反映，称转让申请并非转让人的真实意愿，请提供转让人的经年检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转让人同意转让的公证声明或经公证的转让协议，并说明有关情况。”乙公司受让讼争商标未果，遂以甲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否定讼争商标转让协议的效力的主要理由是陈某国在签订转让协议时未得股东会决议，也没有取得另一股东林某珠的同意，所签订的协议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

法院判决

《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涉及的《商标转让协议书》及《转让申请/注册商标申请书》是由时任甲公司的法人代表陈某国代表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与申请书上均加盖了甲公司的印章。按照法律规定，陈某国作为甲公司的法人代表，其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公司意思的体现。

协议书及申请书体现了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该协议书及申请书具有法律效力，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应由甲公司承担。即使陈某国对外签署转让协议的行为未经过股东会决议或者超出公司章程授予的权力范围，也不能因此否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协议的法律效力。另外，陈某国当时持有甲公司55%的股权，即使就商标转让一事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陈某国的意见也会因为代表股东会的多数意见而得到执行。如果甲公司或其他股东认为陈某国的行为侵犯了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也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进行主张。综合以上事实，应确认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商标转让协议书》及《转让申请/注册商标申请书》合法有效，甲公司应当按照协议书及申请书约定的事项，协助将本案讼争的第5982993号、第5982994号、第5982995号注册商标变更到乙公司名下。

专家点评

本案依据原《民法通则》第43条所做出的判决反映了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这与民法典总则编第61条规定相同。法定代表人以企业的名义在对外签订协议时，系代表企业作出意思表示，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一经达到相对人并为相对人所接受，即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其法律后果应由企业法人承受。公司的股东会系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公司的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系公司的常设机关，亦有权作出公司的经营决策，两者均为公司的意思形成机构。股东会通常用于决定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而董事会或执行董事通常用于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并有权制定具体的投资经营计划。法定代表人如果违背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或者超越公司章程授予的权力范围擅自做出经营决策，损害公司的利益，公司或其他股东有权追究法定代表人的法律责任，但此种追究行为不能导致对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做出的对外行为效力的否定。

本案讼争的《商标转让合同》及《转让/申请注册商标申请书》系甲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陈某国以甲公司的名义与原告乙公司签订的，其签章的真实性甲公司亦予以认可，陈某国作为公司的执行董事，本身就具备形成公司意思的资格，在签订上述协议时虽然未取得其余股东的同意，也未形成股东会决议，但其代表甲公司签订的对外协议应视为公司意思的体现，在没有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事由情形下，应当认定其所签订的协议是真实有效的。至于陈某国是否滥用了其执行董事的事务决定权和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系甲公司或甲公司的股东与陈某国的内部纠纷，可由甲公司或甲公司的股东另案对陈某国提起诉讼解决。

第六十二条  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致害他人责任的规定。

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包含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967条第1款规定的“用人单位的责任”之中。法人为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损害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

1.须有加害他人的侵权行为。

2.须因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执行职务行为造成损害。

3.须因执行职务的行为所发生。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是执行职务本身的行为或者职务活动本身，二是与职务行为相关联的行为。法人承担的责任形态是替代责任，即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行为造成他人的损害，由法人承担责任。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承担规则是：

1.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的损害，由法人承担赔偿责任。

2.法人承担了赔偿责任以后，如果法定代表人在执行职务中，造成他人损害是有过错的，法人可以向法定代表人要求追偿。

【案例评注】

甲宾馆诉乙宾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6]

基本案情

乙宾馆、甲宾馆均系从事住宿等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2月30日，乙宾馆、甲宾馆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甲宾馆将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里×巷×号楼出租给乙宾馆用以写字楼办公使用，乙宾馆依约支付押金，后甲宾馆以该《房屋租赁合同》为之前的法定代表人私自签订等原因要求解除合同，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法院判决认为：关于甲宾馆上诉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一节，甲宾馆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其原法定代表人私自与乙宾馆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未履行国有资产处置审批程序，以及该份《房屋租赁合同》严重显失公平等。对此上述理由，法院认为，其一，甲宾馆原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时所签订的合同，其法律后果应由甲宾馆承担；其二，甲宾馆内部的审批程序不能影响其行为的对外效力；其三，“显失公平”并不属于《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亦非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故甲宾馆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上诉请求，缺乏合同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专家点评

法定代表人对外执行职务的行为后果由法人承担，公司内部对于法定代表人权限范围的限制不影响法定代表人对外履行职务行为的有效性。法定代表人擅自超越职权给法人造成损害的，法人可以向法定代表人追偿，但是不影响法人与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追偿问题，和法人向行为相对方承担义务的问题分别独立成诉。第六十三条  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住所的规定。法人的住所，是指法人主要办事机构及与他人发生法律关系的中心地域。法人的住所在法律上的重要意义是：

1.决定登记管辖；

2.决定债务履行地；

3.决定诉讼管辖；

4.决定法律文书的送达地点；

5.决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准据法。

确定法人住所的基本规则是，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如果法人仅有一个办事机构，无所谓主要、次要之分，该办事机构的所在地就是法人的住所。如果法人有两个以上的办事机构，应当区分主要办事机构，该主要办事机构之外的办事机构为次要办事机构，而主要办事机构的所在地就是该法人的住所。

【案例评注】

甲公司与乙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上诉案 [7]

基本案情

被上诉人乙公司诉上诉人甲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甲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上诉人甲公司上诉称：根据原《民法通则》第39条、《公司法》第10条的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该文件已失效。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所在地。现上诉人建设工程完工后的主要营业地在重庆市渝北区，请求将本案移送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判决

被上诉人基于与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起诉上诉人，故本案属于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虽然双方在该合同第19条约定，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未约定具体的管辖法院，属于约定不明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本案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甲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为遵义市红花岗区南舟路×号；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的规定；本案诉讼标的额已我省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的标准，故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上诉人甲公司提供的遵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甲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并不能证明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重庆市渝北区，故其上诉理由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综上，上诉人甲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专家点评

法人的住所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在民事诉讼中法人的住所地往往涉及管辖权问题，正如本案所示，甲公司提出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重庆，那么其需要提供公司主要办事机构的名称地址、登记注册信息、主要营业证明等证据，其提供的遵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工商登记信息，不足以证明其主要办事机构在重庆，因此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第六十四条  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变更登记的规定。

法人登记，是行政主管机关对法人成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进行登记，以为公示的制度。法人登记的意义是：1.私法上的意义，在于对法人成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进行公示，使世人周知，以使他人了解法人变动的事实，因而法人成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仅仅存在尚不足以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只有经过登记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2.具有公法上的管理职能，政府主管部门对法人的成立、变更、终止的情况进行管理。

法人的变更登记，是法人在进行了设立登记之后，其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发生变更的，应当进行的登记。变更登记的机关与该法人设立登记的机关相同，即由法人进行设立登记的机关负责变更登记。

变更登记的义务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事项包括：法人合并与分立，以及法定代表人、住所、注册资本、名称、经营范围、增减分支机构等事项的变动。法人在存续期间，凡是上述事项发生变动的，都应当经过变更登记。

【案例评注】

某集团公司与某控股公司、某材料公司等合并纠纷案 [8]

基本案情

1997年3月5日，某集团公司与某材料公司签订《兼并协议》，同年3月12日，某控股公司（原名天津市某总公司，于2000年7月变更为现名称）向天津市经济委员会上报关于某材料公司被某集团公司兼并的请示。同年4月28日，天津市调整工业办公室以津调办（1997）62号批复致函某控股公司，同意某集团公司（国有）以接收某材料公司（国有）资产、债权、债务及全部职工为有偿条件，从下文之日起，对某材料公司实施兼并，并按国发（97）10号文件有关精神，办理有关银行贷款停免息政策事宜。同年5月12日，某控股公司以管一（1997）33号文向某材料公司主管上级精细化工分公司转发了上述批复。1997年6月9日，某集团公司与某控股公司签订《移交协议书》，就某集团公司全面接收某控股公司所属某材料公司资产、债权、债务和人员达成共识，上述协议签订后，某集团公司对某材料公司实施了兼并，某材料公司于同年7月，在天津市工商局办理了企业法人变更登记，变更理由是原企业被某集团公司兼并，并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办理了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

1997年7月28日，某集团公司向某材料公司拨款人民币1000万元。另查明，中行天津分行、工行河西支行作为某材料公司的债权人，在天津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为落实《兼并协议》中的优惠政策，与某材料公司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1997年11月6日，某集团公司向工行河西支行出具《最高额保证合同》，承诺对某材料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年11月7日，某集团公司向中行天津分行出具《不可撤销还款担保函》，承诺对某材料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998年3月10日，工行河西支行与工行广厦支行签订《债权债务关系转移协议书》，将工行河西支行对某材料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工行广厦支行。2000年5月31日，中行天津分行与东方公司天津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中行天津分行对某材料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东方公司天津办事处。

2003年12月12日，某集团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某集团公司与某材料公司签订的《兼并协议》未生效，并判令解除该协议；（2）判令解除某集团公司与某控股公司签订的《移交协议书》；（3）判令某材料公司返还某集团公司拨款人民币1000万元；（4）判令某控股公司对前款请求承担连带返还责任；（5）判令解除某集团公司因《兼并协议》而对第三人承担的人民币10089万元、美元249.6996万元（折合人民币2072.5066万元）的保证担保责任；（6）判令某材料公司、某控股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法院判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集团公司与某材料公司签订的《兼并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该协议已经天津市调整工业办公室批复同意，应依法确认有效。《兼并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了移交手续，某材料公司在天津市工商局也办理了企业法人变更登记，并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办理了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某集团公司也向某材料公司进行了资金投入。上述履行合同的事实证明某集团公司已经对某材料公司实施了兼并，《兼并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某集团公司以其未能享受国家有关国企兼并的优惠政策，认为《兼并协议》未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享受该优惠政策，作为某集团公司的预期利益，并非某控股公司、某材料公司对某集团公司所能负担的债务，亦不是某控股公司、某材料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某集团公司应另行通过行政途径解决。综上，某集团公司的各项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焦点是：某集团公司与某材料公司签订的《兼并协议》是否生效的问题、如果生效其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以及解除后某集团公司因兼并行为而对工行广厦支行、东方公司天津办事处所承担的担保责任是否应当免除的问题。关于《兼并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某集团公司与某材料公司签订《兼并协议》后，又与某控股公司签订了《移交协议书》，办理了移交手续，某材料公司亦办理了企业法人变更登记和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上述事实表明，《兼并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但是，由于某材料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投行天津分行并未就兼并事宜与某集团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向天津市人民政府明确表示，不同意某集团公司与某材料公司之间的《兼并协议》，即不承认《兼并协议》约定的内容，致使《兼并协议》中有关投行天津分行贷款本息的处置等约定未能得到实际履行。此后，某集团公司在对某材料公司进行企业制度改革时，就企业管理、组织人事调整等方面与某材料公司产生矛盾，发生冲突，某集团公司也因此失去对某材料公司的实际控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作为兼并方某集团公司与被兼并方某材料公司均强烈要求解除《兼并协议》，实际上双方继续履行《兼并协议》已不可能。如果继续维持双方之间的兼并关系，必将使企业陷入运行上的僵局，特别是某材料公司不

能正常经营，企业将丧失所应享受的地方政策，职工的生活没有保障，维持此种状况既有违兼并双方当事人的意愿，亦与司法审判所应追求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悖。故应尊重某集团公司与某材料公司双方意愿，解除其兼并关系。

专家点评

法人在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进行变更登记，一经登记即具备公示效力。这与现行民法典总则编第64条规定一致。本案中，某控股公司所属的某材料公司与某集团公司签订《兼并协议》后办理了企业变更登记，该变更登记一经登记即发生法定的公示力，结合某集团公司为某材料公司注资等其他情节，应当认定某集团公司与某材料公司的《兼并协议》业已履行完毕，二者完成兼并。之后虽然因某材料公司债权人与某集团公司的相关争议，及某集团公司实际上丧失了对某材料公司的实际控制等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在尊重双方意愿的前提下解除二者的兼并关系，但是不影响对于某材料公司进行变更登记即完成兼并的事实认定。

第六十五条  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规定。由于不同的原因，法人的实际情况可能与在法人登记机关的登记事项不相一致。当法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在与他人从事民事活动中出现这种情况，将会影响民事法律行为的效果。当法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在与他人从事民事活动中，其实际情况与该法人在登记机关登记的事项不一致，当该民事行为对该法人不利益的时候，该法人可能会以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而主张该民事活动不发生法律效力，以保障该法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与该法人进行民事活动的相对人，一方面，可以认可该法人的主张，认为该民事活动没有效力；另一方面，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也可以认可该民事活动无效，或者直接承受该民事活动无效的后果。但是，当法人以其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而主张该民事活动无效时，如果与其进行民事活动的相对人对该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并不知情，且为无过失即为善意的，该法人不得以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为由对抗该善意相对人，不得否认已经实施的民事活动的效力，应当承受所从事的民事活动的后果。适用本条规定，应当结合民法典物权编第297条规定相衔接，不得仅以超越经营范围确认合同无效。

【案例评注】

沈某芬等诉某五金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9]

基本案情

原告沈某芬、叶某伟是被告某五金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案外人刘某兰、潘某超是被告的名义股东。为确认原告系被告实际出资人的资格，原告诉至法院。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深宝法民四初字第121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已于2015年1月19日生效）确认了原告系被告实际出资人的资格。原告在2006年7月6日以案外人刘某兰、潘某超为股东注册设立了被告某五金公司。2008年底、2009年初开始，原告与作为名义股东的案外人刘某兰、潘某超矛盾渐起且日益激化，终至原告失去对公司的支配权。为保护自身权益，原告以某五金公司、刘某兰、潘某超为被告或第三人，以财产权属纠纷、股权纠纷、股权确认纠纷等案由多次提起诉讼，案号为（2009）深宝法民一初字第2698号（撤诉）、（2010）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948号（撤诉）、（2011）深宝法民四初字第121号（一审判决）、（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9号（二审判决）。（2011）深宝法民四初字第121号案件的一审、二审，对被告某五金公司、刘某兰均为公告送达。被告某五金公司已于2010年1月停止经营，某五金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等仍在刘某兰、潘某超控制中。原告与被告某五金公司名义股东刘某兰、潘某超有关公司权益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被告某五金公司的继续存续将严重侵害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原告的权益。原告认为，被告某五金公司已经符合解散的条件。原告现诉请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判令解散某五金公司。

法院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原告作为被告某五金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股东，是没有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的股东，故原告不能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原告的起诉不适格，应予以驳回。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65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通常情况下，股东隐名的目的是出于规避法律或者其他原因而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这里的他人即是相对应的显名股东。关于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与显名股东之间、与公司外部债权人之间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0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确立的处理原则是“双重标准，内外有别”。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的投资权益纠纷，属于内部纠纷，依照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来处理。因为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与一般民事合同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不涉及外部第三人利益，处理两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就应当遵照一般契约原则，按照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来认定。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则要遵循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尊重公司登记制度的公示效力。市场交易纷繁复杂，时间和效率是决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便利迅捷的交易方式是商业主体追求效益的必要条件，要求交易双方在交易前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详尽调查对方的真实情况是不现实的，而且作为公司以外的第三方不可能如公司股东一般详细掌握公司的情况，如让善意第三方承担过于严格的甄别责任，则必然增加其交易成本，降低其交易积极性，交易不积极，资源不流动，则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在这种涉及公司外部的纠纷中，必须侧重保护外部第三人对登记内容乃至登记制度的信赖，故而也必须侧重保护基于这种信赖而发生的经济往来，因此工商登记在册的显名股东方是适格主体，而隐名股东是不适格的。

第六十六条 登记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公示法人登记的有关信息。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登记机关及时公示法人登记信息义务的规定。法人的登记机关是法人登记的主管机关，代表国家对法人行使法人登记的管理职责。法人登记机关对法人登记，既是其行政管理权利，也是其行政管理义务。其中重要义务之一，是按照法人登记的公示要求，对法人登记的信息及时进行公布。对登记机关履行登记公示义务的具体要求是：

1.公示应当及时，只要法人进行了相关的登记，就应该及时向社会公布，将法人的相关信息予以公示。

2.公示的法人登记信息的内容，应当包括法人登记的主要事项，包括法人的成立、法人合并与分立，以及法定代表人、住所、注册资本、名称、经营范围、增减分支机构等事项。本条没有规定法人登记机关违反上述登记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对此，应该按照《国家赔偿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如果没有及时公示法人登记事项，给法人造成损失，且存在过失的，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案例评注】

张某与某公司、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因工商行政管理登记案 [10]

基本案情

2006年3月30日，某公司在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该公司在经营期间其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及股权出资比例、经营范围曾多次变更并在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2011年9月24日，公司股东张某将其股权765万元全部转让给张某飞，并于2011年10月13日在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2014年5月，张某未征得某公司法人宁某某及股东张某某、张某飞、宁某甲同意，伪造虚假的授权委托书、某公司章程、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书、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公章，并持法定代表人宁某某及宁某甲的身份证复印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向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原股东张某某830万元、张某飞765万元、宁某甲704万元、宁某某1万元变更为张某1595万元、宁某甲704万元、宁某某1万元。2014年5月30日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张某的股东变更申请审查后，准予变更登记。2014年6月23日，某公司在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官网发现公司股东的变更情况后，请求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其所作的股东变更登记，遭拒绝后遂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判决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公司变更登记告知单的规定，申请股东变更登记，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张某申请股东变更时未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上述申请材料，虽然提交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但不符合公司变更登记告知单要求提交原件的规定。故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张某提供伪造申请材料且部分要件不全的情况下，既未要求申请人补正，亦未向某公司进行核实，便准予变更登记。综上，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其审查股东变更申请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缺乏客观真实性，依法应予撤销。张某提出本案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应该是股东，而不是某公司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

（四）项的规定，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股东变更登记行政行为的撤销或者变更与四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诉讼主体资格成立，张某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判决：撤销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5月30日对某公司股东所作的变更登记。案件受理费50元，由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担。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某公司是否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变更登记行为是否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审判决撤销是否正确。关于庆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变更登记行为是否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审判决撤销是否正确。上诉人认为，依据国发［2014］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精神，工商管理部门

针对公司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不对申请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因此，股东及股东出资比例的变更登记属于商事登记，引发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合议庭评议认为，针对股东及股东出资比例变更登记的内容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行政预决效力，而是仅仅起到一种外在公示的作用，登记的性质决定了行政登记机关有限的形式审查职责，但不能否定其有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工商登记机关对备案材料和当事人提交的材料的差异是有审查义务的，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签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等都是在工商机关备案的，对于当事人提供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与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存在明显差异的，只要比对备案签名通过肉眼即可发现虚假，应该属于形式审查的义务范畴。形式审查只是不需要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取证，工商机关仍然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和工商机关备案的材料反映出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有审查义务。本案张某提交的股东及股东出资变更登记材料虽然符合法定形式，但是法定代表人签名、股东签名等与备案不一致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工商登记机关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而且经过庭审也查明，张某自认在申请工商变更登记时提交了虚假材料，工商部门依据当事人提交的不真实的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作出核准变更登记的行为属主要证据不足。原审判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目的规定，判决撤销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66条规定，登记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公示法人登记的有关信息。这意味着登记机关依法就法人登记事项进行登记和公示，在进行登记时依照行政法律、法规确立的规则实施登记并及时公示，未尽到法定审查义务导致登记错误的，法律规定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登记机关就法人登记事宜造成损害的，依照行政法律、法规及《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承担责任。

第六十七条  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

法人分立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变更及规则的规定。

法人的变更，是指法人的合并和法人的分立，是法人的主体发生变化。

法人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合而为一，归并成为一个法人的行为。分为两种类型：

1.新设合并，也叫创设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合并成一个新的法人，被合并的原法人全部归于消灭的法人合并形式，原来被合并的法人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都由新的法人承受。

2.吸收合并，也叫存续合并，是指一个或多个法人归入到一个现存的法人之中，被合并的法人主体资格消灭，存续的法人主体资格仍然存在，权利义务由合并后存续的法人享有和承担。法人分立，是指一个法人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新法人的行为。分为两种类型：

1.新设分立，也叫创设分立，是指将原来一个法人分割成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新的法人，原法人资格消灭，分立后的新法人成立。

2.派生分立，也叫存续分立，是指将原来法人分出一部分，成立一个新的法人，原法人资格仍然存在，分立的法人成为新法人。新设分立，要将原来法人的财产所有权和债权债务分割成两个部分或者多个部分，就分割后的财产成立数个新的法人。派生分立，仅仅是在仍然存续的法人中，将财产所有权和债权债务分出一部分，归分立后的新法人所有。法人分立的，其权利义务都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只有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才不适用这一规则，按照约定处理。

【案例评注】

某公司沈阳办事处诉锦州桃园粮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1]

基本案情

1998年11月，在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中心支行主持下对桃园粮库所欠农发行锦州分行营业部贷款30119万元及交通银行贷款370万元进行了分割。由从桃园粮库分立出来的国粮储备库承担19699万元贷款，桃园粮库承担15笔共计10790万元贷款，并明确工商银行古塔支行为桃园粮库10790万元贷款的债权人，该支行没有异议。2005年7月15日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与某公司沈阳办事处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桃园粮库欠其10790万元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转让给乙公司沈阳办事处。南山粮库是锦州市粮食局于2000年3月投资200万元成立的企业，桃园粮库与南山粮库法定代表人均为金某。2005年12月20日根据辽宁省政府（2005）15号、锦州市政府（2005）57号和锦州市粮食局（2005）49号文件精神，锦州市太和区政府将桃园粮库无偿取得的位于凌西街宣仁里×号18457.8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又无偿划拨给了南山粮库，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

乙公司沈阳办事处因多次向桃园粮库催收债务，其仍不偿还，遂诉至法院，请求：

（1）桃园粮库偿还借款本金10790万元、利息13325.97万元（截至2009年7月20日），债权总额24115.97万元；国粮储备库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南山粮库对上述借款本息在接收桃园粮库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2）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法院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国粮储备库应否承担责任问题。鉴于1998年桃园粮库与国粮储备库分立时，依据国务院（1998）15号文件精神，在中国人民银行锦州中心支行主持下，对所欠农发行锦州营业部全部30119万元贷款进行了分割，本案原告起诉的10790万元是两企业分立后桃园粮库所应承担债务，原债权人工商银行古塔支行并没有提出异议，且该行为系国家政策性行政行为，因此，国粮储备库关于不承担责任的理由充分，该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国粮储备库是否应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是法院应否受理对南山粮库的起诉以及南山粮库是否应在接收桃园粮库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国粮储备库是否应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国粮储备库系从桃园粮库分立的企业。《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合同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由上述规定可见，在企业分立的情形下，如果对分立前企业债务的承担主体债权人与债务人有约定的，应从其约定，无约定的，应由分立后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1998年11月，根据国发［1998］15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规定》的要求，在人民银行锦州市中心支行主持下对桃园粮库所欠农发行锦州分行营业部贷款30119万元及交通银行贷款370万元进行了分割，桃园粮库承担其中10790万元贷款的清偿义务，即本案所涉的债务，并明确工商银行锦州古塔支行为桃园粮库10790万元贷款的债权人。债权人工商银行锦州古塔支行对该决定并无异议，应认定其认可该债务的承担主体是桃园粮库而非国粮储备库。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67条规定，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法人分立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国粮储备库是桃源粮库分立的企业，法人分立后，在人民银行锦州市中心支行主持下对桃园粮库所欠农发行锦州分行营业部贷款30119万元及交通银行贷款370万元进行了分割，桃园粮库承担其中10790万元贷款的清偿义务，且各方当事人对于债务的分割均没有异议，此种情形即可认定为债权人和债务人就债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因此，分立后的国粮储备库不对本案所涉债务负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八条  有下列原因之一并依法完成清算、注销登记的，法人终止：

（一）法人解散；

（二）法人被宣告破产；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原因。法人终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有关机关批准的，依照其规定。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终止的规定。

法人的终止也叫法人的消灭，是指法人丧失民事主体资格，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法人终止后，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消灭，民事主体资格丧失，终止后的法人不能再以法人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

法人终止的原因是：1.法人解散。法人解散是法人终止的主要原因，依照民法典总则编第69条规定确定。2.法人被宣告破产，法人应当终止。3.法律规定的其他原因，在法人存续期间，当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法人消灭的其他原因时，法人终止。法人终止的程序是：1.有法定终止的原因；2.须依法完成清算程序；3.进行了注销登记程序。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有关机关批准的，须经过有关机关批准后，法人资格才能够终止。

【案例评注】

某集团与甲公司、乙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12]

基本案情

1993年3月3日，某集团与甲公司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乡镇企业城范围内土地150亩；甲公司按每亩20.5万元标准交付合作开发费用，共计3075万元；协议签订后两个工作日内，甲公司支付某集团土地合作开发费500万元作为定金，同时将原有的土地蓝线图正本和某集团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乡镇企业城招商中心（以下简称招商中心）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交给甲公司保管；某集团原则上在收到定金后，从招商中心办理好以甲公司为该150亩土地占有人的蓝线图和转换合同，办理的手续费由某集团负担；甲公司在签约后10日内再付1000万元，其余的1575万元在1993年5月1日前付足；某集团办理蓝线图及转换合同，最迟不能超过13日（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逾期某集团赔偿给甲公司100万元，同时本合同有效执行；甲公司付清全款，某集团根据甲公司要求同意向甲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甲公司提供办理红线图及土地使用权证所需的立项等全部文件，某集团负责为其办理红线图及土地使用权证；协议自签字盖章，交纳定金之日起正式生效。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某集团与招商中心合作开发该150亩土地，尚欠合作开发费50%即600万元。在1993年5月1日甲公司支付全款前，某集团欠交土地合作开发费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如果招商中心提高土地价格，加价部分由某集团承担；如果收回土地，某集团

应在损失发生时将所收的款项全部退还给甲公司，并在5日内赔偿500万元；如甲公司未能在1993年5月1日前付足款给某集团，甲公司则赔偿500万元。同日，某集团将土地示意图正本交付给甲公司。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刁某出具了收条。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分别于1993年3月4日、3月13日及4月30日支付5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给某集团，某集团开具了收款收据。但某集团未依约办理蓝线图及转换合同，也未为甲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某集团至今未取得讼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也未对讼争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双方当事人均当庭确认甲公司在诉讼前一直未向某集团主张过权利。

一审法院另查明，甲公司系由乙公司申办成立，其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主管部门为乙公司。由于甲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工商年检，2003年1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甲公司的营业执照，但至今尚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一审法院还查明，2000年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丙公司与甲公司及丁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作出（1999）北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认定甲公司转让给丙公司的150亩土地是根据1993年3月3日其与某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受让而来。但甲公司与丁公司未取得该幅土地的使用权即与丙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一审期间也未补办土地使用权手续，因此，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遂判决甲公司返还其从丙公司取得的土地款2820万元及该款利息。该判决已为生效判决。

法院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乙公司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二是甲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就关于乙公司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经查，甲公司是由乙公司申办成立的。由于甲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工商年检，2003年1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甲公司的营业执照，但至今尚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对应《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四十四条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司终止。”甲公司虽然系由乙

公司申请开办，但被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之后并没有进行清算，也没有办理公司的注销登记，因此甲公司仍然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诉讼。乙公司作为甲公司的开办单位，虽然有权利和义务对甲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但在甲公司尚未注销时，其开办单位作为当事人共同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乙公司不是甲公司与某集团所签合同的缔约人，其与某集团之间没有直接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乙公司为本案适格原告，于法无据。某集团关于乙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

专家点评

原《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44条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司终止。”这与民法典总则编第68条规定一致。因此，法人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没有进行清算，也没有办理注销登记的，不属于法人终止，依法仍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此类法人与他人产生合同纠纷的，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诉讼。其开办单位因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解散：

（一）法人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法人的权力机构决议解散；

（三）因法人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登记证书，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解散具体原因的规定。

法人出现应当解散的情形是：

1.法人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法人章程规定了法人存续期间的，在存续期间届满时应当解散；法人章程规定法人解散事由的，解散事由出现后应当解散。

2.法人的权力机构决议解散：法人的权力机构作出解散的决议，是因法人成员的共同意志而解散。

3.因法人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新设合并的原法人资格消灭，都需解散；吸收合并的被吸收法人也需要解散。新设分立的，原法人资格消灭需要解散；派生分立没有需要解散的法人。

4.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登记证书，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这些事由都消灭了法人资格，都要解散法人。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如成立特定的法人是为完成特定的目的，当目的实现后，该法人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如果法人的目的已经确定无法实现，法人也应当解散。

【案例评注】

林某清诉某公司、戴某明公司解散纠纷案 [13]

基本案情

某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林某清与戴某明系该公司股东，各占50%的股份，戴某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林某清任公司总经理兼公司监事。某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会的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合并、解散、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作出决议时，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2006年起，林某清与戴某明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同年5月9日，林某清提议并通知召开股东会，由于戴某明认为林某清没有召集会议的权利，会议未能召开。同年6月6日、8月8日、9月16日、10月10日、10月17日，

林某清委托律师向某公司和戴某明发函称，因股东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林某清作为享有公司股东会二分之一表决权的股东，已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表决并通过了解散某公司的决议，要求戴某明提供某公司的财务账册等资料，并对某公司进行清算。同年6月17日、9月7日、10月13日，戴某明回函称，林某清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没有合法依据，戴某明不同意解散公司，并要求林某清交出公司财务资料。同年11月15日、25日，林某清再次向某公司和戴某明发函，要求某公司和戴某明提供公司财务账册等供其查阅、分配公司收入、解散公司。另查明，某公司章程载明监事行使下列权利：①检查公司财务；②对执行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③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④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从2006年6月1日至今，某公司未召开过股东会。服装城管委会调解委员会于2009年12月15日、16日两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均未成功。

原告林某清诉称：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陷入公司僵局且无法通过其他方法解决，其权益遭受重大损害，请求解散某公司。被告某公司及戴某明辩称：某公司及其下属分公司运营状态良好，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戴某明与林某清的矛盾有其他解决途径，不应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

法院判决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首先，某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的规定，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或监事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本案中，某公司仅有戴某明与林某清两名股东，两人各占50%的股份，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决议须经

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且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该“二分之一以上”不包括本数。因此，只要两名股东的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显然影响公司的运营。某公司已持续4年未召开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也就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股东会机制已经失灵。执行董事戴某明作为互有矛盾的两名股东之一，其管理公司的行为，已无法贯彻股东会的决议。林某清作为公司监事不能正常行使监事职权，无法发挥监督作用。由于某公司的内部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经营作出决策，即使尚未处于亏损状况，也不能改变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其次，由于某公司的内部运营机制早已失灵，林某清的股东权、监事权长期处于无法行使的状态，其投资某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某公司的僵局通过其他途径长期无法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本案中，林某清在提起公司解散诉讼之前，已通过其他途径试图化解与戴某明之间的矛盾，服装城管委会也曾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但双方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两审法院也基于慎用司法手段强制解散公司的考虑，积极进行调解，但均未成功。此外，林某清持有某公司50%的股份，也符合《公司法》关于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股东须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条件。综上所述，某公司已符合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所规定的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条件。二审法院从充分保护股东合法权益，合理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角度出发，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专家点评

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属于公司解散的事由之一，这与民法典总则编第69条规定一致。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的认定不局限于公司是否缺乏资金或长期亏损，更重要的是公司法人的治理结构是否正常运转，若长期出现公司僵局无法形成有效决议，使股东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经由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股东起诉，人民法院可以依司法职权解散公司。

第七十条  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解散进行清算的规定。

清算，是指法人在终止前，应当对其财产进行清理，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结的行为。法人的清算有两种形式：1.依破产程序进行的清算。2.非依破产程序进行的清算。清算中的主体是：1.清算法人，是指在清算期间的只具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的法人，即清算期间，法人存续，但是不得从事与清算无关的

活动。2.清算组织，也叫作清算人，是指在法人清算中专门从事清算活动的人，如清算委员会、清算小组等。3.清算义务人，包括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成员。如果法律另有规定的，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人，也是清算义务人。法人在清算期间，其人格并不消灭，清算组织就是法人在清算期间的意思机关和执行机构，由清算组织代表法人行使职权。清算组织的职权是：对内清理财产，处理法人的有关事务；对外代表法人了结债权债务，在法院起诉和应诉。清算义务人在清算中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的后果是：1.要承担法律后果，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清算法人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启动救济程序，即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其利害关系人，是与清算法人有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主体，例如清算法人的债权人。主管机关和利害关系人都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组，对清算法人的财产进行清算。

【案例评注】

甲公司诉蒋某、王某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14]

基本案情

2007年6月28日，甲公司与乙公司建立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甲公司履行了7095006.6元的供货义务，乙公司已付货款5699778元，尚欠货款1395228.6元。另，房某福、蒋某和王某为乙公司的股东，所占股份分别为40%、30%、30%。乙公司因未进行年检，2008年12月25日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至今股东未组织清算。现乙公司无办公经营地，账册及财产均下落不明。乙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被中止执行。原告甲公司请求判令乙公司偿还甲公司货款1395228.6元及违约金，房某福、蒋某和王某对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蒋某、王某辩称：（1）两人从未参与过乙公司的经营管理；（2）乙公司

实际由大股东房某福控制，两人无法对其进行清算；（3）乙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背负了大量债务，资不抵债，并非由于蒋某、王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导致乙公司财产灭失；（4）蒋某、王某也曾委托律师对乙公司进行清算，但由于乙公司财物多次被债权人哄抢，导致无法清算，因此蒋某、王某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故请求驳回甲公司对某、王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8日作出（2009）松民二（商）初字第1052号民事判决：一，乙公司偿付甲公司货款1395228.6元及相应的违约金；二，房某福、蒋某和王某对乙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宣判后，蒋某、王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日作出（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0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甲公司按约供货后，乙公司未能按约付清货款，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及违约责任。房某福、蒋某和王某作为乙公司的股东，应在乙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及时组织清算。因房某福、蒋某和王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乙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等均已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房某福、蒋某和王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对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乙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全体股东在法律上应一体成为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蒋某、王某所辩称的例外条款，因此无论蒋某、王某在乙公司中所占的股份为多少，是否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两人在乙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都有义务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乙公司进行清算。关于蒋某、王某辩称乙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背负大量债务，即使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也与乙公司财产灭失之间没有关联性。根据查明的事实，乙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被中止执行的情况，只能证明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未查找到乙公司的财产，不能证明乙公司的财产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全部灭失。乙公司的三名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乙公司的财产、账册灭失之间具有因果联系，蒋某、王某的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蒋某、王某委托律师进行清算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的证明，仅能证明蒋某、王某欲对乙公司进行清算，但事实上对乙公司的清算并未进行。据此，不能认定蒋某、王某依法履行了清算义

务，故对蒋某、王某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专家点评

法人解散的，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但是，法人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七十一条  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的规定。

清算程序，是指在法人解散的清算过程中，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该经过的具体步骤。清算是一个按照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进行的过程：1.法人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要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正式成立后，法人开始进入实质性清算程序。2.公告债权人，并进行债权人登记，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3.制定清算方案，在经过相关部门组织确认后，可按照方案来分配财产。4.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和清算期间收支报表及各种财务账簿，在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后，报送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并进行公告。依照清算程序的目的，清算人的职责是：1.了结现务，将法人于解散前已经着手而未完成的事务予以了结；2.收取债权，清算人应将属于法人的债权一一收取，对于尚未到期的债权，或者条件未成就的债权，应当予以转让或者变价处理；3.清偿债务，清算人对法人所负债务应当予以清偿，对于未到期债务，应当抛弃期限利益，提前清偿；4.移交剩余财产，清算人负责移交于有权获得此财产的人；5.代表法人参加民事诉讼。

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除了按照法律的上述规定之外，如果没有具体规定，可以参照适用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

【案例评注】

某证券公司与北京某公司、上海甲公司、上海乙公司、深圳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 [15]

基本案情

申请人某证券公司清算组于2008年7月5日以被申请人某证券公司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福州中院申请宣告某证券公司破产还债，并申请将上海甲公司、上海乙公司、北京某公司、深圳某公司纳入某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程序，合并清算。

被申请人某证券公司因严重违法违规经营，中国证监会于2004年10月16日委托某资产管理公司对其托管经营。2005年7月8日，中国证监会取消了某证券公司的证券业务许可资格，责令关闭，并委托某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清算组对其进行行政清算。某证券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经过清查审计。截至2008年7月18日，某证券公司已资不抵债，账面净资产为-6999849258.09元。被申请人上海甲公司、上海乙公司、北京某公司、深圳某公司（以下简称四家关联公司）均是某证券公司为逃避监管，借用他人名义设立的重要关联公司，其注册资本来源于某证券公司，经营场所与某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相同。某证券公司违反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通过四家关联公司在账外进行委托理财、国债回购及投资、融资等活动。四家关联公司名下的资产主要为根据某证券公司的安排开展证券自营业务形成的股票，公司的基本负债系因与某证券公司资金往来而形成。四家关联公司与某证券公司在资产和管理上严重混同，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是某证券公司从事违法违规经营活动的工具。具体表现在：1.股东出资虚假，实为某证券公司投资。2.机构、人员混同。3.营业混同。4.资产混同。5.负债混同。经清查审计，截至2008年7月18日，四家关联公司在账面上均资不抵债，其中，上海甲公司的净资产为-1268700065.02元；上海乙公司的净资产为-1298328984.99元；北京某公司的净资产为-270467489.25元：深圳某公司的净资产为-94889084.94元。

法院判决

福州中院审理认为，四家关联公司虽然为形式上的独立法人，但根据以上事实分析，四家关联公司实际上是某证券公司开展违规经营活动的工具，不具备独立的法人人格，不具备分别进行破产清算的法律基础。理由有二：其一，法人之独立首先在于意思之独立，能独立自主地为意思表示，开展民事活动。然而，北京某公司和深圳某公司分别与某证券公司北京管理总部和深圳中兴路营业部的人员发生混同；上海甲公司和上海乙公司虽然有独立的工作人员，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某证券公司上海管理总部，因此，四家关联公司对外的行为受制于某证券公司，不具有独立作出意思表示的能力。其二，法人之独立关键在于法人财产之独立，法人可以其独立支配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而四家关联公司全部的经营活动是配合某证券公司违规开展证券业务，此外并无其他的独立经营活动，公司无经营收益。四家关联公司的资产的唯一来源是股东出资，均实际来源于某证券公司，并且出资所形成的公司资产也均由某证券公司实际控制使用。因此，四家关联公司没有可以独立支配的财产，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福州中院认为，某证券公司因违法违规经营，扰乱证券市场秩序，造成巨额亏损，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应当宣告破产，依法清算偿债。四家关联公司由某证券公司出资设立，与某证券公司在管理上和资产上严重混同，无独立的公司法人人格，是某证券公司逃避监管，违法违规开展账外经营的工具，应当与某证券公司一并破产，合并清算。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08年10月28日裁定如下：

一、宣告某证券公司破产；

二、宣告上海甲公司、上海乙公司、北京某公司、深圳某公司与某证券公司合并破产。

专家点评

关联公司资产混同、管理混同、经营混同以致无法个别清算的，可将数个关联公司作为一个企业整体合并清算。人民法院对清算工作的职责定位为监督和指导，监督是全面的监督，指导是宏观的指导，不介入具体清算事务以保持中立裁判地位。从破产衍生诉讼中破产企业方实际缺位、管理人与诉讼对方不对称掌握证据和事实的实际情况出发，不简单适用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而是适时适度强化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应用。

第七十二条  清算期间法人存续，但是不得从事与清算无关的活动。

法人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法人权力机构的决议处理。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清算结束并完成法人注销登记时，法人终止；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清算结束时，法人终止。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清算法人的资格、清算剩余财产及法人终止的规定。法人在清算期间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

1.清算期间的法人是具有部

分民事权利能力的民事主体，其民事主体资格仍然存在，只是民事权利能力受到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也受到限制。

2.享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的清算中的法人，由于其主体资格还存在，因而还能享有部分民事权利，负担民事义务。

3.由于其民事主体资格即将消灭，仅需要对法人的财产关系进行清理，尽管其人格利益关系也还存在，但当其财产一旦清理完毕并予以注销以后，其人格关系和财产关系就完全消灭。清算中的法人具有的部分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是在清算期间，法人仍然存续，但是不得从事与清算无关的活动，即清算中的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受到限制的范围，是可以实施与清算有关的民事活动。如公司法人清算的主要内容是：

1.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2.通知、公告债权人；

3.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

4.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

5.清理债权债务；

6.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7.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清算中的法人对上述活动享有民事权利并负担民事义务，对超出该范围的内容，不再享有民事权利和负担民事义务。法人清算终结，是指清算人完成了清算职责。清算终结后，如果清算法人还有剩余财产，对于剩余财产的处理，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根据法人权力机构的决议，决定对剩余财产进行分配，或者做其他处理。如果法律有规定的，就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

清算终结之后，由清算人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予以公告。完成注销登记和公告之后，法人即告消灭。如果该法人依法不需要办理注销登记的，在其清算终结时，该法人终止。

【案例评注】

农行东升支行与碧碧溪学校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执行案 [16]

基本案情

农行东升支行与碧碧溪学校、某咨询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据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吉林中院）（2006）吉中民二初字第101号民事判决，被告碧碧溪学校应偿还原告农行东升支行两笔借款本金合计676万元，支付借款利息合计87398.82元；如被告碧碧溪学校对其中一笔借款本金588万元及相关利息逾期未偿付，则以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之抵押物，即被告某咨询公司所有的办公用房变价所得价款，由农行东升支行优先受偿。

碧碧溪学校向吉林中院提出异议称，其是从事教育行业的社会公益事业组织，所查封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为正在使用中的教育用地和教育用房，法院采取查封乃至进一步执行措施，必将严重影响碧碧溪学校的正常教育工作，影响在校学生的学习。故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屋的查封，或暂缓采取进一步执行措施。请求依法撤销（2014）吉中执恢字第20号执行裁定，解除查封。农行东升支行请求撤销吉林高院（2014）吉执复字第29号执行裁定。其主要理由为：第一，裁定书中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虽然碧碧溪学校在借款时办理的抵押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但不应影响农行东升支行依法要求碧碧溪学校以名下房产和土地清偿所欠债务的权利。碧碧溪学校名下财产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列明的人民法院不得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第二，碧碧溪学校系由陈凤出资兴建的民办非企业法人，

其营业期限已经超期，营业资质也已经多年没有年检。2010年至今该校已没有学生，教学楼已经被法院依法拍卖，教师办公楼也已经废弃，学校操场已变成驾校的练车场。现有房屋、土地虽为教育用地和教育设施，但处于闲置状态。该校已经名存实亡，不应被认定为公益事业单位。第三，本案不良资产已经剥离至财政部，希望切实保障国有资产安全。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根据申诉人申诉及被申诉人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碧碧溪学校的主体资格问题以及碧碧溪学校的教育用地和教育设施能否获得执行豁免问题。

首先，关于碧碧溪学校的主体资格问题。在本案恢复执行之前，碧碧溪学校被吉林市民政局公告撤销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登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七条“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或者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继续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法治安管理处罚”之规定，碧碧溪学校本不能继续以碧碧溪学校名义进行活动，但碧碧溪学校尚未办理注销登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办理注销登记前，

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和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清算期间，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之规定，碧碧溪学校被撤销登记之后，办理注销登记之前，其法人资格依然存在，但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只能开展清算范围之内的活动。碧碧溪学校作为被执行人参与执行程序，应为债权债务清理工作的一部分。而碧碧溪学校尚未按照法律规定成立清算组织，不允许碧碧溪学校以单位名义参与执行程序，则无法进行相应的债权债务清理工作。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关于“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之规定，碧碧溪学校在注销登记之前，能够以单位名义参与执行程序，进行债权债务清理工作。本案中，碧碧溪学校以单位名义从事活动，必须严格限定在参与执行程序的必要活动中，不得从事清理既有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活动。碧碧溪学校为民办学校，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因此，农行东升支行有关碧碧溪学校法人资格已不存在，其也不再是公益事业单位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72条第1款即规定：“清算期间法人存续，但是不得从事与清算无关的活动。”法人清算结束，注销登记之后法人资格始终止，未注销登记的法人的主体资格依然存在，诉讼时是适格一方当事人。法人在进行清算时，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只能从事与清算有关的债权债务工作。本案中，碧碧溪学校被吉林市民政局公告撤销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登记，碧碧溪学校不能继续以民办学校名义进行活动，应进入清算阶段，但发生本案诉争时，碧碧溪学校尚未办理注销登记，其法人资格依然存在，碧碧溪学校作为被执行人参与执行程序，应为债权债务清理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其行为必须严格限定在参与执行程

序的必要活动中，不得从事清理既有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活动。

第七十三条  法人被宣告破产的，依法进行破产清算并完成法人注销登记时，法人终止。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破产法人终止的规定。

法人在其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经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主管部门或者法人的债权人等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法人破产。法人被宣告破产后，应当进行破产清算，由清算组依照破产清算程序，进行破产清算，清算组负责对破产法人的财产、债权和债务进行清理，并变卖法人的财产清偿债务。对于破产法人，应仅以其资产清偿其债务。

破产法人完成破产清算后，应当进行法人注销登记，经过破产法人的注销登记后，法人资格终止。

【案例评注】

甲公司等与乙公司债务纠纷上诉案 [17]

基本案情

自1994年开始，乙公司与甲厂开始发生灯具钢化玻璃承揽业务往来。2005年7月28日，甲厂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其法定代表人柯某仍然以甲厂名义与乙公司开展承揽业务。乙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承接业务并向甲厂开具发票，直至2006年10月，甲公司告知乙公司其名称变更，“从本月起用新的抬头（即甲公司）开具发票”（此前二者并无业务往来）。因此，2006年11月23日开始，乙公司即以甲公司为抬头开具发票。从1994年1月至2010年2月5日，乙公司与甲厂及甲公司业务总款项尚有419807.63元未收回，但其中以甲公司名义开具的发票全部结清。

柯某、甲公司应诉时方披露该公司与甲厂并非同一主体。甲公司于2002年10月31日成立，股东为柯某（法定代表人、控股80%）和柯某本，成立后经甲厂同意，名称变更登记为甲公司。甲公司与甲厂注册地均为东莞常平镇，开户行相同。在与乙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时，法定代表人、业务经办人、收货人、电话、传真号码、业务类型、交易方式均相同。原告乙公司向法院起诉称：其与甲公司从1994年发生业务至今，后者结欠其货款未清，催讨未果，遂起诉甲公司。起诉后方知甲厂和甲公司并非同一法人，甲厂已于2005年7月28日被吊销。因吊销后其法定代表人柯某仍以甲厂的名义与其发生业务，根据法律规定，企业经营人员在企业终止后仍以企业名义经营的，债务由实际经营人员承担，遂申请追加柯某为共同被告。请求法院判决甲公司与柯某共同清偿尚欠乙公司的货款。

被告甲公司辩称：其与甲厂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且与乙公司的交易全部付清，甲厂的债务与甲公司无关。

被告柯某辩称：其为甲厂的法定代表人，甲厂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仍是以甲厂名义与乙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并非以其个人名义经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并不等于企业终止，该企业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乙公司要求柯某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判决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文件已于2015年废止。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即以法人或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他人冒用法人、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直接责任人为当事人。”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属于企业法人终止之情形，企业终止后，企业法人主体资格虽存在，但不得从事经营。因此认定柯某是承揽合同的当事人，是直接责任人。同时，乙

公司一直以为甲公司是甲厂的延续，乙公司要求甲公司应支付尚欠的货款是一种合理的期待，况且其发出的产品，在甲厂、甲公司及前者被吊销后柯某以该厂名义经营期间已发生了混同，对此，柯某及甲公司均未披露真实信息，故均应承担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柯某、甲公司共同支付乙公司货款419807.63元。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企业法人及其经营者应当遵守民事基本法律和公司法相关规定，依法经营，诚信履职。柯某作为独立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在明知甲厂被吊销营业执照，已丧失合法经营资格的情况下，仍继续以其名义经营，且在明知甲厂与乙公司货款未清的情况下，不仅不披露其信息，反而利用人事、机构、业务与甲厂混同的甲公司承继其业务，继续与乙公司交易，损害债权人利益，最终导致乙公司无法及时回收货款。柯某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不诚信经营，规避法律，在此过程中，甲公司完全听从控股股东柯某的安

排，丧失独立意志，应与柯某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一审判决认为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即属于法人终止虽有不妥，但实体判决并无不当。二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民法典民法总则第73条规定，法人被宣告破产的，依法进行破产清算并完成法人注销登记时，法人终止。但是本案中，甲厂被吊销数年，但并未被注销登记，仅作为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存在，而甲公司亦是独立法人，柯某为上述二法人之法定代表人，法院考虑到诉讼经济、诚信及正义理念，运用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否定甲公司的法人独立资格，将其与操控其规避法律的控股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柯某视同一体，共同承担清偿责任，避免债权人利益受损。由此，明知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实际经营人员不披露该信息，仍以该法人名义经营，导致不知情交易相对人利益损失的，应承担

个人责任。法定代表人操纵公司混同经营，滥用法人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损害交易相对人利益，应承担个人责任。股东通过对公司的控制而实施不正当影响，使公司丧失独立意志，成为股东牟利之工具，由此导致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无从体现的，则公司应与操控其之股东视同一体，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七十四条  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

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法人设立分支机构及清偿债务的规定。法人的分支机构，是指企业法人投资设立的、有固定经营场所、以自己名义直接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其隶属企业法人承担的经济组织。包括企业法人或公司的分厂、分公司、营业部、分理处、储蓄所等机构。法人设立分支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确定。只有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办理登记的时候，设立的分支机构才需要按照规定办理登记。

法人的分支机构是法人的组成部分，其产生的责任，本应由法人承担有限责任，由于法人的分支机构单独登记，又有一定的财产，具有一定的责任能力，因而法人的分支机构自己也能承担一定的责任。故法人的分支机构承担责任的规则是：

1.法人直接承担责任：法人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

2.分支机构先承担责任、法人承担补充责任：先由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这种补充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变形形态。

3.两种责任承担方式的选择权由相对人享有。相对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或者选择法人的分支机构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补充责任。

【案例评注】

某公司与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纠纷上诉案 [18]

基本案情

2005年1月1日，某公司（乙方）与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甲方）签订夏进乳品的经销合同书，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某乳业系列产品在西安、咸阳地区唯一经销商，并约定甲方负责将乙方所需货物发往乙方指定地点，提供某乳业系列产品的各种有效证件等，而乙方则在完成甲方规定的不同销售任务后，从甲方处取得比例不等的返利。同时，该协议第5条第4款明确约定：“本合同履行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协调未果，可在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双方在该协议上均签字盖章。

后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就货款问题发生争议，2006年6月21日，某集团公司以刘某和某公司为被告向宁夏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共计2914220.75元。起诉状副本送达刘某及某公司后，两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2006年7月21日，宁夏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刘某及某公司管辖权异议的申请。刘某及益康乐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而在此期间，某公司则以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为被告，于2006年6月29日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公司诉称：其公司已按规定完成了1500万元的销售任务，但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拒绝与其进行结算，至2005年底，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拖欠其返利75000元，拖欠供货计款额105280元，拖欠配货9682元，拖欠代垫运费及保险费18856.09元，共计208818.09元。因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拒不支付，故依据双方约定的管辖条款提起诉讼。

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即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其异议称：设立其分公司的法人某集团公司已于2006年6月21日将某公司以及刘某以合同纠纷诉至宁夏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且该院已经受理，而雁塔区人民法院在宁夏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先行立案的情况下又受理本案，显然有误，并认为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不能作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参与诉讼，请求将本案移送宁夏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裁定驳回了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的申请。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不服该裁定，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院判决

由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先行受理了双方的纠纷，该院对管辖权异议则裁定在先。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认为：双方所约定之管辖条款有效，虽然签订合同一方是某集团公司西安分公司（现已更名为陕西分公司），但由于西安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受某集团公司授权进行的民事行为，在实施该行为过程中，西安分公司仅仅是总公司驻西安市的一个具备经营资格的营业场所，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故合同中有关管辖约定的甲方是指具备法人主体资格的某集团公司，该公司住所地在宁夏吴忠市，该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

由于本案受理在后，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在作出管辖权异议裁定时，对该案与吴忠一案是这样表述的：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是某集团公司与刘某的经济纠纷，而本案是某公司与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的经销合同纠纷，两案当事人并不相同，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文件已于2015年废止）。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而且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的住所地为西安市小寨东路×号，属于雁塔区法院的辖区，雁塔区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基于以上理由，该院裁定驳回了某集团公

司陕西分公司的管辖权异议。

对于雁塔区人民法院的驳回理由，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其上诉称：本案被告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系某集团公司对外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不能作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参加诉讼。且宁夏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是某集团公司诉刘某和某公司两个独立的诉讼主体的案件，并非只诉刘某一人，故西安市雁塔区法院以其受理的经销合同案件的当事人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当事人并不相同为理由，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是不合法的，也不符合本案上诉人诉两个诉讼主体的事实。其分公司请求撤销原审裁定，驳回某公司的起诉。而与此同时，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雁塔区人民法院的裁定也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意见，认为对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其已先行受理，雁塔区人民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该院裁定不当。

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省法院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协商处理，未果。该案遂报请最高人民法院给予指定。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某公司与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经销合同纠纷一案，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某集团公司诉某公司、刘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系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两地人民法院起诉形成的管辖权争议案件，依法应当合并审理。二、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是某集团公司依法成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依法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文件已于2015年废止）。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四十条第五款的规定，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作为案件当事人。三、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某乳业系列产品经销合同书约定：“本合同履行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未果，可在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因合同甲方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营业地是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依据该合同约定，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四、指定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对上述两案合并行使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函，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专家点评

本案中，针对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即在一定经营范围内能独立为意思表示，是否可以成为案件的当事人和承担相应责任，两地法院的认识不一致，呈现出对于法人分支机构的法律适用问题。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只是法人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所以其分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是一种被授权民事行为，法律后果应由法人机构承担。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在裁定中则是以分支机构的住所地确定了案件管辖权，虽未明确指出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但不仅将法人分支机构列为当事人，而且以其住所地为管辖地，说明该院认可法人分支机构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并能够成为案件的当事人及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总则编第74条，分支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法人的分支机构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即可以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应当认可法人分支机构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本案中，从该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所规定的经营范围看，包括乳及乳制品的销售。而涉案合同正是该分支机构与某公司签订经销乳及乳制品的合同。所以，某集团公司陕西分公司不仅是合法的分支机构，而且依法具备了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且所签合同

内容并未超出其民事行为能力的范围。

第七十五条  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设立中的法人部分民事权利能力及责任承担的规定。设立中的法人不同于筹备前的法人。筹备前的法人，是指发起人开始筹备设立某个法人组织，但还没有成立筹备机构，从事实际的设立行为。设立中的法人须成立了筹备机构，实际地从事设立法人的行为。由于设立中的法人在从事设立行为中要从事某些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故设立中的法人是具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的特殊团体。其受到的限制是：

1.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仅限于从事必要的设立行为；

2.应当以将来法人成立为条件而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设立中的法人由于已经具有独立的行为机构、独立的财产和相对独

立的责任能力，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但因其并未通过登记获得公示，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其责任不能完全独立。其责任承担的规则是：

1.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在法人成立后由法人承受。法人设立完成，具有了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当然在设立中从事的民事活动后果均由该法人承受。

2.设立中法人的设立行为没有成功，法人未成立的，其在设立法人过程中从事的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如果为二人以上，所有的设立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上述规则存在缺陷，即有一定组织形式的设立中法人，通常有筹备组，有相对独立的财产，能够承担民事责任的，具有自己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完全可以用设立中法人的名义承担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设立中的法人的成员对于设立中的法人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在法人设立中，设立人为设立法人而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不是以设立中的法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因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第三人是针对设立人和法人之外的当事人，即设立人为设立法人而从事民事活动的对方当事人。其效力是，第三人享有选择权，既可以请求法人承担该民事活动的后果，也可以请求法人的设立人承担该民事活动的后果，该第三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哪一个请求权行使。

【案例评注】

琴墨书院培训中心与徐某军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上诉案 [19]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2日，徐某军与胡某签订了琴墨书院紫琅路店装饰装修工程合同书，合同签订后，徐某军组织人员在紫琅路×号博森大厦一楼的琴墨书院紫琅店进行了施工并交付使用。琴墨书院培训中心于2014年1月28日经南通市崇川区民政局核准登记为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琴墨书院培训中心董事会成员有：胡某等六人，孟某兵为法定代表人。孟某兵同时还是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某军同时还为琴墨书院桃坞路店进行了施工。2013年7月5日至2014年1月15日，孟某兵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徐某军个人账户转账支付12笔共646693元。经胡某确认，其中2013年7月5日的17500元、2013年8月1日的5万元、2013年8月8日的37500元、2013年9月3日的105000元，共计21万元为琴墨书院紫琅路店工程的付款。2013年9月3日的25000元、2013年9月30日的125000元、2013年10月23日的15万元，共计30万元为琴墨书院桃坞路店工程的付款。2013年7月14日的2万元、2013年8月19日的20790元、2013年9月27日的42611元、2013年12月11日的27402元，共计110803元为合同外增项部分付款。对于2014年1月15日的25890元，徐某军在（2014）崇民初字第0889号案件的庭审中同意作为琴墨书院桃坞路店工程合同内的付款。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琴墨书院培训中心的主体资格问题。在签订案涉琴墨书院紫琅路店装饰装修工程合同时，琴墨书院培训中心尚未成立，胡某在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上签字，但胡某系后成立的琴墨书院培训中心的董事，琴墨书院培训中心在法院（2014）崇民初字第0889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上述施工合同予以追认。因此，琴墨书院培训中心作为被告主体适格。琴墨书院培训中心辩称与徐某军不存在合同关系的理由，法院不予采纳。至于琴墨书院培训中心辩称合同主体应为孟某兵、胡某、魏某、钱某飞四个合伙人，因琴墨书院培训中心与该四合伙人之间的关系暂不能确定，法院无法确定四合伙人属于本案的合同主

体。此外，四人合伙与琴墨书院培训中心的关系属于内部法律关系，并不影响琴墨书院培训中心与徐某军的外部法律关系。琴墨书院培训中心的该辩解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合同效力及琴墨书院培训中心应付工程款的问题。案涉工程系单位装饰装修工程，承包方应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徐某军不具有建筑装饰施工企业资质，其签订的装饰装修工程合同无效。鉴于琴墨书院培训中心已实际使用装饰装修工程并对外经营，应推定工程验收合格。法院参照合同约定确定合同范围内工程的价款为35万元，某公司合同内已付款21万元，尚欠14万元。关于徐某军提出的工程款利息问题。因合同无效，合同约定的工程款的支付期限不再具有拘束力，徐某军的该主张，法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徐某军与琴墨书院培训中心的装饰装修工程合同无效，琴墨书院培训中心应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二审法院认为，发起人以设立中的法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法人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法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胡某与徐某军签订的装修合同时间在琴墨书院培训中心成立之前，但从合同履行来看，胡某作为董事以设立中的琴墨书院名义对外签订的装修合同，孟某兵作为琴墨书院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支付装修款，均系为琴墨书院培训中心设立而进行的必要准备和支出。对于设立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和债务，理应由成立后的琴墨书院培训中心承担。而且，琴墨书院培训中心在（2014）崇民初字第0899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上述施工合同予以了追认；孟某兵的委托代理人也即本案一审中琴墨书院的委托代理人在（2014）崇民初字第1221号案件中也明确案涉工程所在场地内的资产属于琴墨书院培训中心。故琴墨书院培训中心称其与徐某军不存在合同关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胡某签订的装修合同、对账单等证据，经过当事人质证和法院认证，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相关事实经法院审查认定，并无追加胡某参与诉讼之必要。

至于琴墨书院培训中心主张合同主体应为孟某兵、胡某、魏某、钱某飞四个合伙人，相关法律责任应由合伙人承担的上诉理由，法院认为，这属于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琴墨书院培训中心对外向徐某军承担责任，琴墨书院培训中心与孟某兵、胡某、魏某、钱某飞之间如有纠纷可另行解决。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75条第1款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在法人成立后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胡某作为董事以设立中的琴墨书院名义对外签订的装修合同，孟某兵作为琴墨书院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支付装修款，均系为琴墨书院培训中心设立而进行的必要准备和支出。对于设立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和债务，理应由成立后的琴墨书院培训中心承担。

第二节 营利法人

第七十六条  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营利法人。营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营利法人概念的规定。

营利法人是指依法设立，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其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的法人。营利法人是法人中的典型类型。营利法人的法律特征是：

1.营利法人具有人格性，具有法律上的人格；

2.营利法人是个人结合的社团，是社团法人，具有人合性，具有鲜明的团体性特征；

3.营利法人的设立目的是取得利润并分配给其股东，其原则就是股东至上，实现利益最大化，具有营利性。

营利法人的外延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

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2.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与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区别是，承担有限责任的财产范围不同。

3.其他企业法人，则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以营利作为设立目的的企业法人，如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性质都属于企业法人，也属于营利法人。

【案例评注】

某集团公司、某重工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20]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夏某平与某公司、某集团、某重工公司、某饭店、中医院签订《债务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某公司对夏某平所有欠款中的本金1000万元转让给某集团履行，某重工公司、某饭店、中医院自愿共同对本协议项下某集团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同月，夏某平又与某公司、某集团、某重工公司、某饭店、中医院签订《债务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某公司对夏某平的所有欠款中的本金700万元转让给某集团履行，某重工公司、某饭店、中医院自愿共同对本协议项下某集团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协议签订后，某集团陆续向夏某平归还了借款1300万元整，但没有按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构成违约，利息应按月

息2.0%执行。至起诉时，某集团支付了利息170.80万元。2014年12月8日、12月11日，夏某平分别与某集团、某重工公司、某饭店、中医院、张某鹏（已身故）签订了两份《借款协议书》，约定某集团分别向夏某平借款人民币150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90天，每月利息均为45万元。2015年3月9日，上述两份借款协议书合并为总金额3000万元的借款协议书，借款期限至2015年6月9日止。以上3000万元借款，某集团支付了450万元利息。2015年2月12日，夏某平与某集团、某重工公司、某饭店、中医院、张某鹏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某集团向夏某平借款1000万元，借至2015年5月12日止，每月利息35万元，并于2015年5月9日签订了《延期还款协议书》，约定上述借款延期到2015年6月11日。该1000万元借款，某集团只支付了105万元的利息。

上述《借款协议书》中均约定，某重工公司、某饭店、中医院、张某鹏自愿共同对某集团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某集团的还款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归还本金利息、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及其他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因张某鹏已身故，故未将其列为被告。某集团未归还借款本金，亦拖欠部分借款利息，已经构成违约，原告夏某平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1.某集团向夏某平归还借款本金4400万元及利息286.20万元（利息暂算至2015年7月30日，要求按本金4400万元，月利率2.0%计算至款项全部归还日止）；

2.某重工公司、某饭店、中医院在本金4400万及利息范围内向夏某平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中医院辩称：中医院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其对外担保无效

法院判决

针对本案中中医院的性质问题，法院认为其不属于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法人，理由如下：

1.根据国务院《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事业单位是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故事业单位的资产应为国有资产。而中医院在2004年就有甲公司、某采石公司（后变更为某集团）投入资产、资金，2005年经盱眙县人民政府同意，进行模拟改制，盱眙县卫生局以中医院的净资产和土地评估值有效资产作为出资，甲公司、某采石公司以投入的资产、资金作为出资，三方合作办院，并对各自所占的出资比例进行了约定，至2006年9月6日，盱眙县卫生局持有中医院25.08%的出资比例，甲公司持有中医院32.11%的出资比例，某采石公司持有中医院42.81%的出资比例。后上述改革延续至2015年盱眙县人民政府发文正式成立乙公司。乙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与2005年模拟改革中的投资人及出资比例相同。这就证明，中医院于2005年改制，国有资产只占25.08%，其余为非国有资产。

2.2004年9月2日合作协议约定收支相抵后的节余部分在提足各项基金后按投资比例结算，中医院亦认可其将一定比例的收益权与民营资本进行了分享，虽然中医院登记的经营性质为非营利性，但中医院实际已具备营利特性。

3.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事业单位分类的意见》中规定，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包括“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单位，从上述表述中也可以看出，国务院办公厅仅将非营利医疗公益服务单位归入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故营利与否与公益性质是密切相关的，中医院实际具有营利性质，故其并不属于上述分类中的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

综上，虽然中医院具有医院特有的公益性，但并不具有非营利性，其财产构成也不是事业单位法人规定的国有资产，故中医院不属于《担保法》第九条规定的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中医院可以作为保证人，保证合同有效。故对中医院提出的其系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法人，担保无效的抗辩，法院不予采信。

专家点评

根据民法典总则编第76条、第87条的规定，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判断标准基于是否取得利润以及是否向股东、出资人及会员等分配利润，二者的区分与法人的是否经营公益性事业无关，法人虽从事公益性事业，但只要取得并向股东或成员分配利润即为营利法人而非非营利法人。本案中，中医院从事的是具有公众服务性质的医疗事业，但是改制之后，大量社会资本投入其中并参与利润分配，中医院的性质不再是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法人而是营利法人。

第七十七条 营利法人经依法登记成立。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营利法人依法登记的规定。

营利法人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依法登记。经依法登记成立的营利法人才能取得法人资格。营利法人成立，是指发起和设立营利法人经过一系列筹建行为而取得法人资格的结果。成立营利法人，首先必须具有民法典总则编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法人成立条件，即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产或者经费。其次必须符合营利法人设立的程序要求，特别是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登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法律、法规规定须经有关部门审批的，采取行政许可主义，经批准后设立。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须经过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采行政许可主义。其他企业法人的设立，首先须经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审批机关批准，然后才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采行政许可主义。

公司设立登记的性质有成立要件主义（依法必须登记的法人，非经登记不得成立）和对抗要件主义（是指团体已经成立，即使未经登记，也具有法人的权利能力）。我国采取成立要件主义，即营利法人经依法登记成立，登记是法人成立的要件，非经登记不取得法人资格。

【案例评注】

某公司不服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补缴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费案 [21]

基本案情

原告某公司系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8月26日，被告市人保局接到举报，反映原告存在未为其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缴纳综合保险费等情况。同年9月17日、9月25日、10月7日，被告向原告分别发出《调查询问书》，对原告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其间，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全厂人员名单》《出勤考核表》《员工出勤记录表》《工资发放表》等材料。2008年11月5日，被告予以立案。被告经调查后发现，2005年3月至2008年10月期间，原告未按规定缴纳95名员工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费，遂于2008年11月6日向原告送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原告于2008年11月16日前补缴所欠缴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

险费。2008年11月19日，被告致函嘉定区外来从业人员管理部门，要求核定原告应补缴综合保险费的金额。同年12月10日，嘉定区外来从业人员管理部门出具了《委托协办函回执》并附《外劳缴费人员明细》，认定原告未缴纳72名外来从业人员在2005年3月至2008年10月期间的综合保险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85759.90元。因原告未实施整改，被告即于2009年1月6日作出沪人社监（2008）理字第222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某公司于2005年3月至2008年10月期间未按规定缴纳72名外来从业人员的综合保险费，违反了《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第5条、第8条的规定，依据《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某公司作出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补缴王某英等72名外来从业人员2005年3月至2008年10月期间的综合保险费，共计人民币85759.90元的行政处理决定；逾期不缴纳的，除补缴欠款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拒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的，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第1款第（3）项规定，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庭审中，原告对被告认定王某英等72名外来从业人员于2005年3月至2008年10月期间在原告处务工，以

及工作期间均未缴纳综合保险费的事实没有异议，法院对该事实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

法院判决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涉案72名外来从业人员中的部分人员是否属于其他公司的劳务派遣人员；原告某公司和案外人关于为这部分外来从业人员缴纳综合保险费的约定可否免除原告的缴费义务。关于部分外来从业人员是否属于原告某公司员工的争议。原告主张部分外来从业人员系案外人黄甲公司依据双方协议向原告派遣，不属于原告的员工，并出示了原告与黄甲公司之间的协议。首先，从协议内容来看，双方约定由黄甲公司在一年的期限内派遣部分劳动者至原告单位工作，该部分劳动者应享有与原告单位员工同等的待遇，原告单位定期结算该部分劳动者的工资。表面上这份协议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务派遣协议应当具备的内容，对被派遣劳动者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也作出了约定，但经合议庭调查核实，该份协议存在主体不适格的问题。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五十万元。”据此，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是依法登记设立的公司，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且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黄甲公司既未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在社保系统中也没有登记开户，没有为任何劳动者缴纳过社会保险费用的记录；原告虽主张查验过黄甲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但未能在庭审中提供，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黄甲公司系具有向其合法派遣劳务人员的经营资质的用人单位。故本案中黄甲公司不是合法成立的公司，并不具备合法的劳务派遣资质。此外，劳务派遣单位还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两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向其支付基本的劳动报酬，而本案中涉案的35名外来人员并没有与黄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实际上也不在黄甲公司处工作，而是一直在原告公司从事原告的生产任务，故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劳务派遣关系并不能成立。

专家点评

根据民法典总则编第77条的规定，营利法人经依法登记成立。本案中从事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应当依法登记设立。用人单位与未经工商注册登记、不具备劳务派遣经营资质的公司签订用工协议，与派遣人员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应由用人单位依法为其缴纳综合保险费；用人单位与不具备缴费资格的主体的协议约定，不能免除其法定缴费义务。

第七十八条  依法设立的营利法人，由登记机关发给营利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营利法人的成立日期。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营利法人营业执照的规定。

营业执照，是在我国的法人制度中，法人经依法登记成立后，由法人登记机关发给法人的资格证明。营业执照作为营利法人登记活动的产物之一，在我国民商事领域具有重要地位。营业执照既能够证明法人的资格和地位，又是建立法人信用的主要方式。一般而言企业法人在营业执照核准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才受法律保护，使营业执照的颁发被赋予了双重功能，即法人资格的取得和营业资格的取得。例外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的情形，即只要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法院不能因此径直认定合同无效。如此规定，是基于维护交易稳定、促进交易效率等因素的考虑。

具体的内容是：

1.营业执照由法人登记机关发给经过设立登记的营利法人。营利法人经过设立登记，即依法成立，由负责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营业执照。

2.营业执照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营利法人资格的证明，也是营利法人经营能力的证明。当与营利法人进行交易活动时，审查营利法人的资格和营业能力，主要检查该营利法人的营业执照，因而营业执照在法人进行交易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3.营业执照是营利法人成立时间的证明，营利法人以营业执照签发的日期为营利人成立的日期。

【案例评注】

甲公司诉乙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抗诉案 [22]

基本案情

2007年4月9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之二》。主要内容为：“甲方（乙公司）就旅顺新城区二号地段（2006）-03号建设用地……委托乙方（甲公司）办理开发贷款，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甲方委托乙方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4亿元至1.6亿元，最终额度以银行审批为准，利率按银行规定执行。

2.委托代理期限。自甲方所提供的材料齐备之日起至银行放款日止。

3.委托代理费用及支付方式。双方约定委托代理费用为授信额度的百分之三……付款方式双方另行协商。

4.责任。甲方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乙方保证贷款及时办理，出现问题及时与甲方沟通。

5.合同的解除。贷款期间，如非乙方及银行原因，甲方中途撤销贷款，所支付给乙方的委托代理定金不返还，合同解除，如因乙方及银行原因无法继续办理贷款，则乙方向甲方全额退还委托代理定金，合同解除。”2009年3月23日，甲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私营企业经营范围是房屋租售代理；房地产信息咨询；投资咨询。2007年11月6日，乙公司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2亿元。2007年11月20日至2009年7月6日，工行星海支行分6次向乙公司发放贷款总金额为1.2亿元。乙公司于2008年4月7日、8月19日分两次支付甲公司委托代理费20万元。

工行星海支行于2009年11月2日出具《证明》，内容为：“乙公司为其银行贷款客户，2007年该客户向我行申请住房开发贷款1.2亿元，我行严格按照银行贷款业务审批程序上报贷款资料，该笔贷款在审批和发放过程中，我行未与任何中介机构接触，也未签订任何贷款代理协议，特此证明。”工行星海支行又于2010年7月29日出具《证明》，内容为：“乙公司为其银行贷款客户，2007年该客户向我行申请住房开发贷款1.2亿元，我行根据总行、市分行的相关要求，要求企业提供相关备审资料。随后，该客户刘某一、戴某、于某军向我行提交了申请贷款所需的材料，并带领我行审查人员对项目进行了现场勘察。之后我行严格按照银行贷款业务审批程序组织上报贷款资料，该笔贷款经上级行审批通过后，我行与贷款客户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后，发放了贷款。该笔贷款在审批和发放过程中，我行未与其他任何中介机构和个人接触，也未签订任何贷款代理协议，特此证明。”2010年8月3日，某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乙公司于2007年3月委托我单位出具《可行性研究分析报告》报告书一份。由我单位张某同志负责。报告书并与付款后交予使用，特此证明。”2007年3月15日，某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开具《收据》，收取乙公司人民币2万元，收取事由，可行性研究分析报告。2007年9月19日，工行大连市分行信贷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30次）记载，审议贷款事项结果，乙公司授信未通过。2007年10月24日，工行大连市分行信贷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33次）记载，审议贷款事项结果，乙公司授信通过。

2009年7月28日，甲公司因与乙公司的委托合同纠纷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一审、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的是委托办理贷款业务，因办理贷款业务是金融机构的特许权利，且从甲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看，其并没有此项业务范围，双方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协议，甲公司依照无效协议要求乙公司给付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终审判决认定甲公司接受乙公司的委托代其申请贷款的行为需要特许经营及申领资质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开办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业务应当经过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而甲公司作为非金融类私营企业开展的代办贷款业务并非设定行政许可的项目。现未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办贷款行为属特许经营，需办理行政许可并获得资质。代办贷款业务也并非《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列明的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予以保留并设定行政许可500项事项和《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发布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中列明的人民银行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设定的10个行政许可事项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银监会行政许可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列明的保留51项行政许可项目之中。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代办贷款、代办房地产登记等其他服务的，应当向委托人说明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情况，经委托人同意后，另行签订合同。”这一部门规章的规定也说明，房地产经纪机构可以提供代办贷款业务。因此，甲公司在本案中的居间代理行为没有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规定，不应适用《商业银行法》的规定。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78条规定，依法设立的营利法人，由登记机关发给营利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营利法人的成立日期。由此，法人的营业执照既是营利法人资格的证明，也是营利法人经营能力的证明，因而营业执照在法人进行交易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实践中出现相当多的法人超越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开展营业活动的案例，针对此种民事行为的效力，不应简单粗暴地认定其无效，在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从维护交易稳定，保护交易相对人的角度出发，一般认定为有效。

第七十九条 设立营利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营利法人章程的规定。

营利法人的章程，是指营利法人的成员就该法人的活动范围、组织机构以及内部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等问题所订立的书面文件。营利法人章程，既是营利法人成立的必备要件，也是营利法人治理的重要依据，还是营利法人的自治性规则。营利法人的章程调整的是法人成员与法人之间的关系，参与章程行为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不指向其他成员，而是指向法人的意思形成机构，不仅拘束同意该行为的当事人，对于没有表示同意，但事后加入的当事人也具有法律的拘束力。营利法人章程的内容包括：

1.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法律规定在章程中必须具备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予以记载，该章程无效，登记机关将不予登记。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内容包括法人的名称、宗旨、业务范围、住所、资本总额、所有制形式、人员等。

2.任意记载事项，不是由法律明文规定不可缺少的事项，既可以规定，也可以不规定在章程中。不适当的任意记载事项规定在章程中，将会对营利法人今后的发展形成障碍。

对于营利法人章程的制定有不同的要求。法律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由股东共同制定。法律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制定，如果采用发起设立的方式，只要发起人制定章程即可；如果采取募集设立方式，则须由发起人制定章程，并提请创立大会通过。

【案例评注】

某公司诉陈某林行使股东撤销权致其公司财产损失要求赔偿被驳回案 [23]

基本案情

被告陈某林系原告江苏某公司的股东，持有1%的股权。原告诉称：为取得银行贷款，原告于2012年2月24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延长公司营业期限至2028年12月31日。召开股东会前，原告按照公司章程规定通知了被告陈某林会议的时间、地点，但被告陈某林拒绝参加会议，发函要求取消股东会，并向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股东会召集程序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以及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为由，请求撤销股东会决议。但因陈某林的撤销诉讼，原告未能完成2012年2月24日股东会决议的工商变更登记，为偿还银行贷款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借款，并支付银行罚息，为此造成原告额外损失151.02万元。现

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陈某林赔偿原告损失151.02万元。法院查明，2012年3月7日，陈某林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以某公司

召开股东会程序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违反了公司法以及未向陈某林送达股东会决议侵犯了其股东知情权为由，请求撤销某公司于2012年2月24日作出的延长公司经营期限等决议。该案经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于2012年7月18日作出（2012）淮中商终字第013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陈某林的诉讼请求。另查明，某公司所欠建设银行淮安健康支行两笔贷款分别于2012年2月16日、5月16日到期，所欠江苏银行淮安清河支行四笔贷款分别于2012年5月7日、5月9日、5月18日、5月31日到期。

法院判决

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陈某林作为某公司的股东，其依据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某公司股东会关于延长公司经营期限等决议，符合法律规定。

某公司主张其损失为向案外人朱某宇等人借款支付的利息与银行贷款利息之间的差额1289297.99元以及逾期偿还银行贷款的罚息414239.83元。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某公司所欠银行合计六笔债务均在公司经营期限内到期，某公司理应在借款期限届满时承担偿还本息的义务，现因某公司逾期还款所产生的罚息，与陈某林的诉讼行为之间亦不具因果关系。某公司即使通过向案外人朱某宇等人借款的方式偿还所欠银行贷款，亦系某公司为履行其还款义务时采取的筹资方式，与陈某林诉讼行为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建设银行淮安健康支行审查贷款发放条件时，某公司的经营期限将于2012年12月31日到期，故某公司的贷款支用

暂时未获得同意，由此亦不必然导致某公司向案外人朱某宇等人借款筹资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综上，某公司在未能取得建设银行淮安健康支行贷款的情形下，即使存在通过向案外人朱某宇等人借款筹资以偿还所欠债务本息的事实，与陈某林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股东会关于延长公司经营期限等决议的行为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原告某公司请求判决被告陈某林赔偿其损失151.02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原告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某公司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公司依法制定的公司章程对于公司的重大事项具有约束力，股东认为股东会在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方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可以依照《公司法》第22条规定，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认为股东撤销权诉讼导致公司财产受损并要求股东赔偿的，必须证明股东行使撤销权达到滥用的程度，且其公司财产损失与股东行使撤销权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否则人民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第八十条 营利法人应当设权力机构。权力机构行使修改法人章程，选举或者更换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成员，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营利法人权力机构及职权的规定。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也叫营利法人的意思机关，是营利法人形成法人意思的机关。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是营利法人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对法人内部作出意思表示的机关。权力机关并不对外进行意思表示，对外的意思表示是由执行机构进行的。营利法人权力机构的组成形式，是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营利法人作为社团，由相应的社员组成。营利法人的社员为“股东”，原则上所有的成员都参与对社团事务的决定，股东必须参加按照章程召开的大会，以多数决的方式对社团的事务作出决定。营利法人权力机构的职权范围是：

1.修改法人章程。法人章程在成立时通过并且生效。对法人章程的修改，是法人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法人的权力机构作出决议。

2.选举或者更换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成员。法人成立时设置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成员由权力机构选举。法人成立后更换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成员，由权力机构作出决定。

3.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法人章程规定了的法人权力机构的职权，就是权力机构的职权。

【案例评注】

黄某忠诉陈某庆等股东资格确认案 [24]

基本案情

本案涉及的当事人：原告：黄某忠，被告一：陈某庆，被告二：陈某，被告三：张某，被告四：顾某平，被告五：甲公司，被告六：王某英，被告七：乙公司。

2004年4月21日，原告黄某忠与被告陈某庆、陈某、张某、顾某平、王某英共同设立了丙公司，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其中：张某出资120万元，持股30%；黄某忠、顾某平各出资80万元，各持股20%；陈某、陈某庆、王某英各出资40万元，各持股10%。2006年10月20日，苏州市太仓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丙公司的申请，将丙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由400万元变更登记为1500万元，同时将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登记为：张某出资120万元，持股8.00%；黄某忠、顾某平各出资80万元，各持股5.33%；陈某、陈某庆、王某英各出资40万元，各持股2.67%；甲公司出资1100万元，持股73.33%。申请上述变更登记的主要依据为落款日期均为2006年10月16日的《丙公司章程》《丙公司股东会决议》。其中章程内容的主要变更为：丙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400万元增加至1500万元；增加甲公司为股东等等。股东会决议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4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甲公司增加投资1100万元，等等。

一审审理中，被告甲公司等出示了落款日期为2006年9月26日的《甲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及落款日期为2006年9月28日的《丙公司章程》，分别载明“2006年9月26日在甲公司会议室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经全体股东讨论同意以现金人民币1100万元入股丙公司”“2006年9月28日在丙公司筹备处会议室召开了全体股东会议，全体股东均表示同意甲公司入股”。

庭审中，由于原告黄某忠及被告王某英均否认上述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为此，被告甲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对2006年9月26日的甲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及2006年9月28日丙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黄某忠”的字迹是否系黄某忠的笔迹进行鉴定。经鉴定，鉴定意见为，上述两份决议上“黄某忠”的签名字迹与对比样本上的“黄某忠”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形成。

另查明，根据丙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应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被告甲公司用于所谓增资丙公司的1100万元，于2006年10月18日完成验资后，就以“借款”的形式归还给甲公司。

法院判决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丙公司系被上诉人黄某忠与一审被告陈某庆、陈某、张某、顾某平、王某英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原告依法持有丙公司20%股权。在黄某忠没有对其股权作出处分的前提下，除非丙公司进行了合法的增资，否则原告的持股比例不应当降低。丙公司的章程明确约定公司增资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现经过笔迹鉴定，丙公司和甲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均非黄某忠本人签名，不能依据书面的股东会决议来认定黄某忠知道增资的情况。出资买地与公司增资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黄某忠明知且在股东会上签名同意丙公司增资至1500万元的情况下，对丙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内部而言，该增资行为无效，且对于黄某忠没有法律约束力，不应以工商登记后的1500万元注册资本金额来降低黄某忠在丙公司的持股比例，而仍旧应当依照20%的股权比例在股东内部进行股权分配。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黄某忠自设立后至股权转让前持有丙公司20%的股权并无不当。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80条规定，营利法人应当设权力机构。权力机构行使修改法人章程，选举或者更换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成员，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股东会是法人的最高权力机关，履行公司章程，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公司的重大事项，如变更公司的股权构成，决定增资等。本案中，未经公司有效的股东会决议通过，他人虚假向公司增资以“稀释”公司原有股东股份，该行为损害原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即使该出资行为已被工商行政机关备案登记，仍应认定为无效，公司原有股

东股权比例应保持不变。

第八十一条 营利法人应当设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行使召集权力机构会议，决定法人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决定法人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执行机构为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未设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的，法人章程规定的主要负责人为其执行机构和法定代表人。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营利法人执行机构及职权的规定。

营利法人的执行机构，是对法人的权力机构所形成的意志具体进行贯彻执行的机构。营利法人的执行机构是营利法人的办事机构，只有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表，才能对外代表法人为意思表示，并非由执行机构直接对外作意思表示。

营利法人执行机构的职权是：

1.执行机构召集权力机构会议。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执行机构确定权力机构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人员、会议讨论的议题等。权力机构会议作出决议后，执行机构要贯彻落实。

2.决定法人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法人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应当符合法人的设立宗旨和目的，不得违背权力机构的意志。法人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决定后，执行机构还要贯彻落实。

3.决定法人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确定和聘任具体的管理人员，以使法人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

4.行使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采用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制的营利法人，董事会和执行董事是执行机构。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向股东大会负责，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为营利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对外代表该法人。营利法人未设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的，法人章程规定的主要负责人既是其执行机构，又是其法定代表人。

【案例评注】

某公司与李某军董事会决议纠纷上诉案 [25]

基本案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军系上诉人某公司股东，并担任总经理职务。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股权结构为：葛某乐持股40%、李某军持股46%、王某胜持股14%。三人共同组成董事会，由葛某乐担任董事长，其余二人为公司董事。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行使包括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等权利；董事会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出席方为有效；董事会对所议事项作出的决定应由占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2009年7月18日，经董事长葛某乐电话召集，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经葛某乐、王某胜表决同意通过了“鉴于总经理李某军不经董事会同意私自动用公司资金在二级市场炒股，造成巨大损

失，现免去其总经理职务，即日生效”的决议。决议由葛某乐、王某胜及监事签名，李某军未在决议上签名。2009年7月27日，李某军以该决议依据的事实错误，在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等方面均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应予撤销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上述董事会决议。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董事会决议撤销诉讼旨在恢复董事会意思形成的公正性及合法性，在注重维护主张撤销权人合法利益的同时兼顾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虽然本案董事会决议在召集、表决程序上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并无相悖之处，但董事会形成的罢免原告总经理职务决议所依据的“未经董事会同意私自动用公司资金在二级市场炒股造成损失”的事实存在重大偏差。原告在案外人某证券公司进行800万元股票买卖，包括账户开立、资金投入及股票交易等系列行为，均系经被告董事长葛某乐同意后委托李某军代表某公司具体实施。因此，在该失实基础上形成的罢免总经理决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决议结果失当。从维护

主张撤销权人的合法利益，董事会决议形成的公正、合法性角度出发，判决对该董事会决议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后，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仅需审查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章程规定，在一审判决已对此作出肯定性判决的情况下，该董事会决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聘任和解聘总经理是公司董事会的法定职权，只要董事会决议在程序上不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上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法院对解聘事由是否属实不予审查和认定，其对董事会的决议效力亦不构成影响。本案中“李某军不经董事会同意私自动用公司资金在二级市场炒股，造成巨大损失”这一理由仅是对董事会为何解聘李某军总经理职务作出的有因陈述，该陈述本身不违反公司章程，也不具有执行力。本案适用《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予以审查，认定系争董事会决议在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上均无任何瑕疵，不符合应予撤销的要件，遂对本案予以改判，对李某军原审诉请不予支持。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81条规定，营利法人应当设执行机构。执行机构行使召集权力机构会议，决定法人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决定法人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执行机构为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未设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的，法人章程规定的主要负责人为其执行机构和法定代表人。本案中，董事会是公司的执行机构，遵守公司章程，履行股东会决议，制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对于董事会决议效力的司法审查应遵循公司自治的原则，将审查范围严格限定在《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事项之内。对于公司高管因董事会决议不当罢其职务而寻求诉讼救济的，法院应根据不同的请求权基础，区别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作出相应裁判。同时具有劳动者身份的公司高管，享有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但对解除高管职务这一行为的法律适用审查上应对经理和其他高管加以区分，解除经理职务审查应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解除经理之外高管职务的审查应适用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

第八十二条  营利法人设监事会或者监事等监督机构的，监督机构依法行使检查法人财务，监督执行机构成员、高级管理人员执行法人职务的行为，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营利法人监督机构及职权的规定。营利法人的监督机构，是对营利法人的执行机构进行的业务活动进行专门监督的机构。营利法人的监督机构是监事或者监事会，也是营利法人的法定必备常设机构。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

职工代表，具体比例由法人章程规定。为了保证监事会的独立性，法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监事会与董事会为独立并行的营利法人的机关，共同向股东会负责，监事会行使监督权不受董事会的影响和干涉。

监事会的主要功能是对公司的经营者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防止其滥用权力，以保障公司、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职权是：

1.监督机构依法检查法人的财务，有权对法人的有关财务的所有内容进行检查，进行监督。

2.对执行机构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执行法人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

3.行使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案例评注】

金某福诉某公司监事检查权继续履行纠纷案 [26]

基本案情

2005年3月，原告金某福与杨某良共同投资成立被告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其中原告投入2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杨某良投入25.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2005年2月25日，同创公司召开首次股东会，选举杨某良为公司的执行董事，金某福为公司的监事。2010年8月，原告向被告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查阅、复制某公司2006年至2010年的财务账簿及会计报告，遭到被告拒绝。原告于2010年9月1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经法院和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金某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2年3月21日、22日召集当事人及代理人按照

（2010）江商初字第03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内容进行查阅，并经金某福同意作执结处理。由于原告认为被告账目记载混乱、伪造虚假凭证、虚构支出、减少收入等，使公司经营出现异常，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将公司自成立以来至诉讼时止所有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交原告检查，并承担某会计师事务所调查费用2万元。另查明，根据被告向工商部门提供的经营情况记载，某公司2008年全年销售收入657.99万元，净利润1.89万元；2009年全年销售收入1239.40万元，净利润26.11万元；2010年全年销售758.30万元，净利润14.49万元；2011年全年销售收入1100.63万元，亏损11.67万元。又查明，2012年4月16日，原告与某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审计调查协议》，委托其对被告的经营情况进行审计，费用为2万元。

法院判决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在行使股东知情权后，是否有权以监事身份检查被告公司自成立以来至诉讼时止所有财务会计报告及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并由被告承担某会计师事务所调查费2万元。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公司法》第五十五条对应《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本案中，原告作为被告公司监事根据被告提供给工商部门的经营情况，发现公司在销售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利润却出现亏损，有理由认为公司出现经营情况异常，要求进行调查，符合法律规定；尽管依据公司章程，原告的监事任务于2008年2月25日已经届满，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监事之前其仍然有权行使对公司的调查权。由于原告金某福在被告公司既是股东又是监事，鉴于其双重身份，对其在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已查阅的会计账册、原始凭证、财务会计报告，从有利于公司正常运转出发，被告无需再次提供。原告虽然与某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审计调查协议》，但事项尚未进行，费用尚未实际发生，待发生后，原告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另行主张。

故在本案中，不予支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上诉人金某福有权查阅被上诉人某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但是在双方股东知情权纠纷中已提供查阅的资料没有必要再次提供查阅。某公司首次股东会决议和工商登记资料明确载明了金某福为公司监事，因此金某福具有某公司的监事身份，依据《公司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对应《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五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其享有监事检查权。上诉人金某福作为被上诉人某公司监事，根据某公司提供给工商部门的经营情况，发现公司在销售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亏损，有理由认为公司出现经营情况异常，其根据《公司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进行调查以落实其监事检查权有法律依据。但是，在金某福与某公司的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金某福已经于2012年3月21日、22日，在法院主持下并聘请专业会计师按照（2010）江商初字第039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对某公司会计账册、原始凭证、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查阅，并同意作执结处理，其行使股东知情权目的已经达到。

从公司法立法目的来看，之所以完善决策、执行、监督互相分离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就是为了通过各种权利的制约与平衡，实现公司运营的高效、规范，从而保护包括公司自身在内的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并且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对应《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监事所负勤勉义务要求其职权的行使应当谨慎并符合维护公司利益的原则。因此，上诉人金某福同时作为被上诉人某公司的股东和监事，在行使股东知情权后，短时间内要求行使监事检查权，虽在法律上可予保障，但是，基于平衡保护公司各方主体合法权益的考虑，为减少公司不必要的运营成本、维护公司正常的经营秩序，对上诉人金某福在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已查阅的会计账册、原始凭证、财务会计报告，被上诉人某公司无需再次提供查阅。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82条规定，营利法人设监事会或者监事等监督机构的，监督机构依法行使检查法人财务，监督执行机构成员、高级管理人员执行法人职务的行为，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本案中，法院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进行裁判。依据公司章程监事虽然任期届满，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监事之前，如发现公司经营异常，为保护公司正常运转和股东合法权益，其仍然有权行使对公司的监事检查权。

第八十三条  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出资人权利损害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的利益；滥用出资人权利造成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债权人的利益；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债权人的利益的，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滥用出资人权利和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定。滥用出资人权利，是指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为自己的利益或者第三人谋取利益，利用自己作为出资人的权利，损害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利益的行为。构成滥用出资人权利的要件是：1.行为的主体是营利法人的出资人；2.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实施了不正当利用自己出资人权利的行为；3.出资人滥用自己权利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利益或者为第三人谋取利益，是故意所为；4.出资人滥用自己权利的行为，给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造成损失的，滥用权利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滥用出资人权利的法律后果是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人，是因此受到损害的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法人人格否认，是指法人虽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承担独立于其成员的责任，但当出现有悖于法人存在目的及独立责任的情形时，如果在坚持形式上的独立人格与独立责任将有悖于公平时，在具体个案中视法人的独立人格于不顾，直接将法人的责任归结为法人成员的责任。法人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是：

1.法人人格否认的行为人是营利法人的出资人；

2.法人人格否认的行为，是营利法人的出资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而逃避债务；

3.营利法人的出资人滥用其权利逃避债务的目的，是为自己或者其他第三人谋取利益；

4.出资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的行为，损害了法人债权人的利益，滥用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法人债权人是实际损害的受害人，其损害的程度应当达到严重的程度。构成法人人格否认，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请求权人是受到严重损害的法人债权人。责任主体是滥用权利地位的出资

人和法人，共同对受到损害的法人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评注】

侯某国诉郝某印、刘某玲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27]

基本案情

2011年4月9日，第三人某公司作为借款方和原告侯某国作为贷款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第三人某公司向原告侯某国借款510万元，合同约定了借款用途、借款利率、合同争议由菏泽市仲裁委员会仲裁等条款。原告侯某国通过网上银行、现金存款的方式将510万元存入被告郝某印的个人银行账户。2011年4月10日至7月8日，第三人某公司向原告侯某国出具收款收据9张，金额共计510万元。原告诉称，第三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郝某印却要求原告侯某国把510万元借款汇到其个人账户，不计入公司账户，被告郝某印再以其个人名义借出。被告刘某玲作为持股49%的股东，对第三人某公司借款510万元的事情了如指掌。

后因第三人某公司未能偿还上述借款，原告侯某国向菏泽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第三人某公司支付其借款本金510万元、利息、手续费并承担违约责任。菏泽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如下：

（1）第三人某公司支付原告侯某国本金510万元，并自2011年10月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相应利息；（2）担保人刘某在借款本金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偿还本息的连带责任；

（3）驳回原告侯某国的其他仲裁请求。法院向菏泽市开发区地方税务局和菏泽市开发区国家税务局调取了第三人某公司的纳税情况。经查询，该公司仅在2011年9月2日向菏泽市开发区地方税务局纳税500元和30元，分别为营业账簿税（按资本）500元和营业账簿税（按件纳税）30元。

法院判决

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2013）菏商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

一、被告郝某印对菏泽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1）菏仲裁字第18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的第三人某公司支付给原告侯某国的51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侯某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该案案由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被告郝某印和被告刘某玲是否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原告侯某国的利益。《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能够对公司债务独立承担责任，股东无需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侯某国于本案中诉请被告郝某印和被告刘某玲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实质是否认第三人某公司的法人人格。《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公司股东只有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才能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由公司股东直接承担公司债务，此时股东人格和公司人格是混同难以区分的。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故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是否混同是判断二者之间人格是否混同的重要标准之一。另外，公司人格否认的效力仅限于提起否认公司人格的债权人所依存的特定法律关系中，而不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全面、永久的否认，仅是对特定具体法律关系中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特定的公司状态的一种确认。故，本案应当确认是否在案涉510万元的借款中存在被告郝某印和被告刘某玲的财产和第三人某公司财产存在人格上的混同。本案中，第三人某公司存在以下情形：

第一，从第三人某公司财务管理方面看，原告侯某国将510万元借款出借给第三人某公司，将借款直接汇入被告郝某印的个人账户，出现了公司账目和股东账目混同，使常人无法区分公司与股东存在着各自独立的账户。

第二，原告侯某国主张根据被告郝某印的要求，其将510万元应当汇入第三人某公司的账户的借款汇入了被告郝某印的个人账户，而被告郝某印又对该笔款项进行了支配。原告侯某国就被告郝某印与第三人某公司的账目混同提供了初步证据，被告郝某印作为第三人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作为该公司的直接管理者，没有在法院指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交第三人某公司的账簿和会计凭证等财务资料，进一步反驳原告侯某国所举的初步证据，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三，经查询，该公司仅在2011年9月2日纳税500元和30元，分别为营业账簿税（按资本）500元和营业账簿税（按件纳税）30元。说明自该公司设立后，该公司没有因经营而缴纳营业税，间接说明该公司没有进行经营活动。

第四，从第三人某公司人员管理方面看，被告郝某印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受到监事、董事会等管理或者监督。以上事实可以证明，第三人某公司的账目和股东被告郝某印的个人账目存在混同，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郝某印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债权人侯某国的利益，应当对原告侯某国的51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被告刘某玲是否构成抽逃出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问题。如前所述，公司人格在个案中否认，并不影响公司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人格。同时，其所追究责任主体，也限于在事实上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而不是涉及公司所有股东。所以，原告侯某国应当就被告刘某玲参与抽逃出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事实进行举证。原告侯某国称刘某芳作为被告刘某玲的妹妹参与第三人某公司的运作，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某芳系被告刘某玲妹妹及参与经营的证据。同时，即便刘某芳系被告刘某玲的亲属，系第三人某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不能证明被告刘某玲参与了案涉510万元借款行为。原告侯某

国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刘某玲直接参与第三人某公司向原告侯某国借款510万元的事实，无法证明被告刘某玲从510万元借款中获取了不当利益。同时，原告侯某国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刘某玲除了工商登记中第三人某公司股东这一身份之外，在第三人某公司中从事其他职务。原告侯某国称第三人某公司的注册资金100万元被抽逃，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本案不能认定被告刘某玲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所以，原告侯某国称被告刘某玲公司法人人格，利用法人人格逃避债务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该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专家点评

公司人格否认的效力仅限于提起否认公司人格的债权人所依存的特定法律关系中，仅是对特定具体法律关系中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特定的公司状态的一种确认，而不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全面、永久的否认。公司人格在个案中否认，并不影响公司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人格。同时，其所追究的责任主体，也限于在事实上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而不是涉及公司所有股东。

第八十四条  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法人的利益；利用关联关系造成法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法人利益的规则。

关联交易，是指营利法人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法人利益发生转移的其他关系，而进行的交易。关联交易的关键在于交易的当事人具有关联关系，即在营利法人之间，如果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者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在关联方相互之间进行的交易就是关联交易。正当的关联交易，法律并不禁止。但是，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这种关联关系，进行关联交易，损害法人的利益，造成法人损害的，构成利用关联交易的行为。构成利用关联关系损害法人利益责任应具备的要件是：

1.行为的主体是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上述行为人与自己有关联关系的营利法人进行交易行为，即利用双方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关联交易；3.上述行为人实施关联交易的后果损害了法人的利益，造成了法人的财产损失，具有因果关系。构成利用关联关系损害法人利益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人是因关联交易受到损害的法人，法人可以向实施关联交易的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请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案例评注】

王某玉与杜某仓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 [28]

基本案情

2007年7月12日，被告杜某仓等人出资注册成立了甲公司，其中杜某仓占该公司出资的15%。2017年5月之前，杜某仓担任甲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销售及技术咨询，工程机械及零配件。2007年12月25日，原告王某玉等人出资注册成立了乙公司，王某玉系为该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占该公司出资的25%。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工程机械及配件、建筑设备、机电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不含小轿车）及相关配件销售，工程机械租赁。

2013年1月5日，原告王某玉与被告杜某仓及丙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第三人丁公司，其中被告杜某仓占丁公司出资的40%，并同时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原告王某玉占丁公司出资的30%，丙公司占丁公司出资的30%。2014年12月30日，甲公司及第三人丁公司共同向丙公司出具《付款说明书》一份，主要内容为：“丙公司：兹有甲公司（委托方）委托丁公司（受托方）代为向贵公司支付货款，根据该委托，受托方于2014年12月17日向贵公司支付了人民币4000000元，该笔款项中的1600000元用于清偿委托方欠贵公司的货款。委托方承诺：由于上述委托付款方式所引起的一切风险由委托方承担。受托方承诺：上述委托付款方式真实有效，受托方与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不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特此说明！委托方（盖章）：甲公司，受托方（盖章）：丁公司2014年12月30日。”即丁公司向丙公司支付的货款4000000元中包含其依据该《付款说明书》的委托事项代甲公司支付丙公司的货款1600000元。2017年3月13日，被告杜某仓代表甲公司、原告王某玉代表乙公司及丙公司共同签署了《甲公司、乙公司投入丁公司资产及未付款项确认单》。原告认为，被告杜某仓在未经第三人丁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决议批准的情况下，代表丁公司通过《付款说明书》代其控制的甲公司向丙公司支付了货款已构成关联交易，被告利益输送之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

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民法总则》第八十四条规定：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法人的利益。利用关联关系给法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杜某仓作为第三人丁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丁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2017年3月13日，被告杜某仓代表甲公司、原告王某玉代表乙公司与丙公司三方共同签署的《甲公司、乙公司投入丁公司资产及未付款项确认单》，已经确认了2014年12月30日由第三人丁公司代甲公司支付丙公司的货款1600000元承兑的事实，并经过了原告王某玉的签字予以认可。因此，第三人丁公司代甲公

司向丙公司支付货款应是该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原告在确认单上签字表明其当时对此是明知并同意的，该行为并没有给第三人丁公司造成损失，亦没有给原告王某玉造成实际的损失。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丁公司代甲公司支付丙公司1600000元承兑的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且该行为给第三人造成了损失。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84条规定，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法人的利益；利用关联关系造成法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本案中，原告对被告的行为明知且同意，同时，被告的行为亦未给原告造成实际的损失，所以不构成关联交易损害法人的情形，法院对原告王某玉的诉请不予支持。

第八十五条  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营利法人决议瑕疵的规定。

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或者执行机构作出的决议在内容上或者程序上存在瑕疵，构成营利法人的决议瑕疵，应当适用法律规定的有关行为瑕疵的规则，对其予以纠正。营利法人决议瑕疵分为：

1.程序瑕疵，会议召集程序瑕疵（如通知存在瑕疵，会议目的事项之外的决议等），会议方法瑕疵（如无表决权，股东或者表决权受限制的股东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没有满足法定人数，要求或者计算方法违法等）。

2.实体瑕疵，决议内容违反章程，营利法人章程本为股东的团体合意，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的决议违反章程的规定。对法人决议瑕疵的救济方法是：

1.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享有撤销权，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有瑕疵的会议决议予以撤销，会议决议一经撤销，就不再对法人具有拘束力。

2.如果营利法人依据该具有瑕疵的决议，已经与相对人形成了民事法律关系，只有相对人为善意即相对人对法人的决议瑕疵不知情且无过失的，该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不受影响；否则，因瑕疵的决议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建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撤销。

【案例评注】

林某森与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上诉案 [29]

基本案情

2001年1月11日，甲公司与某集团公司、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开设了乙公司，其中甲公司出资1420万元，占注册资本71%，某集团公司出资560万元，占注册资本28%，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1%。

2003年5月30日，某集团公司、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林某森、甲公司、曾某坚签署《乙公司股东会决议》，所作出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100%通过，同意某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乙公司28%股权转让给林某森，同意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其持有的乙公司1%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曾某坚。同日，甲公司与某集团公司、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乙公司章程修正案》，决定对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改：股东变更为林某森和甲公司、曾某坚；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变更为甲公司出资1420万元，占股份71%，林某森出资560万元，占股份28%，曾某坚出资20万元，占股份1%。同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第三人曾某坚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

书，约定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其持有的乙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曾某坚，还约定曾某坚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等内容；某集团公司和林某森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某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乙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林某森，还约定林某森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等内容。某集团公司、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甲公司均在上述两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签章确认。之后，各方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乙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林某森和甲公司、曾某坚。

2006年6月10日，林某森和曾某坚向甲公司共同出具确认书，林某森和曾某坚签名确认名义上持有乙公司股权的29%，其中曾某坚持有1%股权，林某森持有28%股权，实际上两人所持有的股权和权益全部属于甲公司，两人只是名义上的股东。两人同意尽快办理将股权转回给甲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6年6月13日，甲公司与林某森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该合

同业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约定：林某森将其持有的乙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甲公司；2006年6月13日前，甲公司需将转让金额560万元全部付给林某森等内容。

其后，乙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2006年6月13日《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上写有“林某森”的签名，载明所作出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100%通过，同意林某森将其持有的乙公司28%股权转让给甲公司等内容，申请将乙公司的股东由甲公司、林某森、曾某坚变更为甲公司（持股100%）。工商管理部门予以核准。林某森认为其没有参加2006年6月13日的乙公司股东会会议，也没有在2006年6月13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该《股东会决议》无效，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确2006年6月13日《股东会决议》无效。本案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经林某森申请，各方当事人同意，经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认为：2006年6月13日《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名、盖章）处“林某森”签名字迹与林某森本人书写的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

法院判决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31日作出（2012）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4号民事判决：2006年6月13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宣判后，乙公司和甲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林某森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效力的《股东会决议》的其中一项事项为：同意林某森将占乙公司注册资本28%共人民币56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甲公司。该《股东会决议》上“林某森”的签名已经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并非为林某森本人签名。由于决议的内容主要是涉及林某森所持有的乙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的事宜，即涉及林某森个人的实体权益，因此，未经其本人同意，该涉及林某森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的决议应对林某森本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根据2006年6月10日林某森和曾某坚向甲公司共同出具确认书以及2006年6月13日甲公司与林某森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林某森确认其名义上持有乙公司28%的股权，并同意将其持有的乙公司的股份办理转回给甲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确认书以及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一致，林某森已明确表示其同意将其所持有的乙公司28%的注册资本转给甲公司，故该股东会决议并没有侵害林某森的实体权益。况且，根据乙公司的章程，股东会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因此，本案《股东会决议》是否生效应当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后，按照表决的结果决定决议事项。一审法院以林某森没有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该《股东会决议》不是林某森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由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理据不充分，林某森认为本案《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专家点评

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股东会决议没有侵犯股东的实体权益，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决议即使有瑕疵，仍为有效决议。法院不宜径直判令此类股东会决议无效，否则有悖合同意思自治原则。这与民法典总则编第85条所规定的“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的规定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

第八十六条  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专家点评

公司人格否认的效力仅限于提起否认公司人格的债权人所依存的特定法律关系中，仅是对特定具体法律关系中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特定的公司状态的一种确认，而不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全面、永久的否认。公司人格在个案中否认，并不影响公司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人格。同时，其所追究的责任主体，也限于在事实上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而不是涉及公司所有股东。

第八十四条  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法人的利益；利用关联关系造成法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法人利益的规则。

关联交易，是指营利法人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法人利益发生转移的其他关系，而进行的交易。关联交易的关键在于交易的当事人具有关联关系，即在营利法人之间，如果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者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在关联方相互之间进行的交易就是关联交易。正当的关联交易，法律并不禁止。但是，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这种关联关系，进行关联交易，损害法人的利益，造成法人损害的，构成利用关联交易的行为。构成利用关联关系损害法人利益责任应具备的要件是：

1.行为的主体是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上述行为人与自己有关联关系的营利法人进行交易行为，即利用双方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关联交易；

3.上述行为人实施关联交易的后果损害了法人的利益，造成了法人的财产损失，具有因果关系。构成利用关联关系损害法人利益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人是因关联交易受到损害的法人，法人可以向实施关联交易的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请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案例评注】

王某玉与杜某仓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 [28]

基本案情

2007年7月12日，被告杜某仓等人出资注册成立了甲公司，其中杜某仓占该公司出资的15%。2017年5月之前，杜某仓担任甲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销售及技术咨询，工程机械及零配件。2007年12月25日，原告王某玉等人出资注册成立了乙公司，王某玉系为该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占该公司出资的25%。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工程机械及配件、建筑设备、机电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不含小轿车）及相关配件销售，工程机械租赁。2013年1月5日，原告王某玉与被告杜某仓及丙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第三人丁公司，其中被告杜某仓占丁公司出资的40%，并同时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原告王某玉占丁公司出资的30%，丙公司占丁公司出资的30%。

2014年12月30日，甲公司及第三人丁公司共同向丙公司出具《付款说明书》一份，主要内容为：“丙公司：兹有甲公司（委托方）委托丁公司（受托方）代为向贵公司支付货款，根据该委托，受托方于2014年12月17日向贵公司支付了人民币4000000元，该笔款项中的1600000元用于清偿委托方欠贵公司的货款。委托方承诺：由于上述委托付款方式所引起的一切风险由委托方承担。受托方承诺：上述委托付款方式真实有效，受托方与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不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特此说明！委托方（盖章）：甲公司，受托方（盖章）：丁公司2014年12月30日。”即丁公司向丙公司支付的货款4000000元中包含其依据该《付款说明书》的委托事项代甲公司支付丙公司的货款1600000元。2017年3月13日，被告杜某仓代表甲公司、原告王某玉代表乙公司及丙公司共同签署了《甲公司、乙公司投入丁公司资产及未付款项确认单》。原告认为，被告杜某仓在未经第三人丁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决议批准的情况下，代表丁公司通过《付款说明书》代其控制的甲公司向丙公司支付了货款已构成关联交易，被告利益输送之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

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民法总则》第八十四条规定：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法人的利益。利用关联关系给法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杜某仓作为第三人丁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丁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2017年3月13日，被告杜某仓代表甲公司、原告王某玉代表乙公司与丙公司三方共同签署的《甲公司、乙公司投入丁公司资产及未付款项确认单》，已经确认了2014年12月30日由第三人丁公司代甲公司支付丙公司的货款1600000元承兑的事实，并经过了原告王某玉的签字予以认可。因此，第三人丁公司代甲公

司向丙公司支付货款应是该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原告在确认单上签字表明其当时对此是明知并同意的，该行为并没有给第三人丁公司造成损失，亦没有给原告王某玉造成实际的损失。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丁公司代甲公司支付丙公司1600000元承兑的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且该行为给第三人造成了损失。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84条规定，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法人的利益；利用关联关系造成法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本案中，原告对被告的行为明知且同意，同时，被告的行为亦未给原告造成实际的损失，所以不构成关联交易损害法人的情形，法院对原告王某玉的诉请不予支持。

第八十五条  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营利法人决议瑕疵的规定。

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或者执行机构作出的决议在内容上或者程序上存在瑕疵，构成营利法人的决议瑕疵，应当适用法律规定的有关行为瑕疵的规则，对其予以纠正。营利法人决议瑕疵分为：

1.程序瑕疵，会议召集程序瑕疵（如通知存在瑕疵，会议目的事项之外的决议等），会议方法瑕疵（如无表决权，股东或者表决权受限制的股东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没有满足法定人数，要求或者计算方法违法等）。

2.实体瑕疵，决议内容违反章程，营利法人章程本为股东的团体合意，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的决议违反章程的规定。

对法人决议瑕疵的救济方法是：

1.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享有撤销权，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有瑕疵的会议决议予以撤销，会议决议一经撤销，就不再对法人具有拘束力。

2.如果营利法人依据该具有瑕疵的决议，已经与相对人形成了民事法律关系，只有相对人为善意即相对人对法人的决议瑕疵不知情且无过失的，该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不受影响；否则，因瑕疵的决议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建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撤销。

【案例评注】

林某森与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上诉案 [29]

基本案情

2001年1月11日，甲公司与某集团公司、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开设了乙公司，其中甲公司出资1420万元，占注册资本71%，某集团公司出资560万元，占注册资本28%，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1%。2003年5月30日，某集团公司、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林某森、甲公司、曾某坚签署《乙公司股东会决议》，所作出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100%通过，同意某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乙公司28%股权转让给林某森，同意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其持有的乙公司1%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曾某坚。同日，甲公司与某集团公司、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乙公司章程修正案》，决定对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改：股东变更为林某森和甲公

司、曾某坚；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变更为甲公司出资1420万元，占股份71%，林某森出资560万元，占股份28%，曾某坚出资20万元，占股份1%。同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第三人曾某坚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其持有的乙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曾某坚，还约定曾某坚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等内容；某集团公司和林某森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某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乙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林某森，还约定林某森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等内容。某集团公司、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甲公司均在上述两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签章确认。之后，各方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乙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林某森和甲公司、曾某坚。

2006年6月10日，林某森和曾某坚向甲公司共同出具确认书，林某森和曾某坚签名确认名义上持有乙公司股权的29%，其中曾某坚持有1%股权，林某森持有28%股权，实际上两人所持有的股权和权益全部属于甲公司，两人只是名义上的股东。两人同意尽快办理将股权转回给甲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6年6月13日，甲公司与林某森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该合

同业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约定：林某森将其持有的乙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甲公司；2006年6月13日前，甲公司需将转让金额560万元全部付给林某森等内容。

其后，乙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2006年6月13日《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上写有“林某森”的签名，载明所作出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100%通过，同意林某森将其持有的乙公司28%股权转让给甲公司等内容，申请将乙公司的股东由甲公司、林某森、曾某坚变更为甲公司（持股100%）。工商管理部门予以核准。林某森认为其没有参加2006年6月13日的乙公司股东会会议，也没有在2006年6月13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该《股东会决议》无效，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确认2006年6月13日《股东会决议》无效。本案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经林某森申请，各方当事人同意，经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认为：2006年6月13日《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名、盖章）处“林某森”签名字迹与林某森本人书写的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

法院判决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31日作出（2012）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4号民事判决：2006年6月13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宣判后，乙公司和甲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林某森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效力的《股东会决议》的其中一项事项为：同意林某森将占乙公司注册资本28%共人民币56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甲公司。该《股东会决议》上“林某森”的签名已经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并非为林某森本人签名。由于决议的内容主要是涉及林某森所持有的乙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的事宜，即涉及林某森个人的实体权益，因此，未经其本人同意，该涉及林某森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的决议应对林某森本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根据2006年6月10日林某森和曾某坚向甲公司共同出具确认书以及2006年6月13日甲公司与林某森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林某森确认其名义上持有乙公司28%的股权，并同意将其持有的乙公司的股份办理转回给甲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确认书以及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一致，林某森已明确表示其同意将其所持有的乙公司28%的注册资本转给甲公司，故该股东会决议并没有侵害林某森的实体权益。况且，根据乙公司的章程，股东会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因此，本案《股东会决议》是否生效应当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后，按照表决的结果决定决议事项。一审法院以林某森没有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该《股东会决议》不是林某森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由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理据不充分，林某森认为本案《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专家点评

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股东会决议没有侵犯股东的实体权益，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决议即使有瑕疵，仍为有效决议。法院不宜径直判令此类股东会决议无效，否则有悖合同意思自治原则。这与民法典总则编第85条所规定的“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的规定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

第八十六条  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营利法人经营活动准则的规定。

营利法人经营活动准则包括的内容是：

1.遵守商业道德。商业道德是指公认的道德规范在具体商业活动中的应用，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所决定，而且也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对商业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文明经商，礼貌待客，遵纪守法，货真价实，买卖公平，诚实无欺。

2.维护交易安全。营利法人在交易中必须诚实信用，须做到平等互利，严格遵守强行法的规定，因而保障和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促进交易的有序、顺利进行，以减少和消除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交易行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

3.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接受政府的监督，政府有权对营利法人进行监督，对营利法人出现的违法活动依法进行纠正；接受社会的监督，包括各种社会团体对企业的监督，更多的是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4.承担社会责任。营利法人在创造利润、对出资人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会和环境的责任，要求营利法人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以及对环境、对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

【案例评注】

某公司等与北京市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大地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上诉案 [30]

基本案情

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大地村北的大地北沟水库是由原长哨营公社于1976年组织各村摊派义务工修建，修建的目的是保证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属于村集体自建小型水库。2007年3月，杨树湾村将该水库、水面及山场出租给大地愉家公司进行经营。因当年干旱，因为灌溉用水问题，大地村村民与某公司产生了争议，后者拒不放水，大地村村民集体上访。2007年7月27日，北京市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大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地村委会）与某公司、杨树湾村委会达成“关于杨树湾村所属大地北沟水库的使用协议”，该协议内容为：“鉴于甲方（杨树湾村委会）于2007年4月16日将所属水库及周边地域租赁给丙方（某公司）经营用于鲟鱼养殖和旅游开发，合同更在履行中涉及大地村民人畜饮水及大庙村以上至水库坝下土地灌溉问题产生矛盾，经怀柔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调解并经三方一致同意达成如下协议：

一、土地灌溉问题，三方一致同意确定水位线为坝头库底至水面13米以上可以保证以上所说土地的灌溉（如遇特殊情况需由乡政府协商解决），灌溉的条件是在保证节约用水的条件下使用管灌，并且每年浇灌次数为两次，浇地时需三方同意并各派一名代表监管。

二、浇地管道的安装由大地村委会负责，并于2007年10月1日前安装完成。三、如遇特殊年景，甲方（杨树湾村委会）、丙方（某公司）必须保证大地村村民的人、畜饮水，以及需要泄洪时按照上级指示进行。四、达成协议后甲、乙双方必须保证丙方道路的畅通。五、该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三方及长哨营乡政府各执一份。

六、本协议三方签字后生效。”协议签订后，北京市长哨营乡政府为大地村委会安装了输水管道。另外，2007年8月3日，经北京市怀柔区矛盾调处中心调解，某公司支付大地村委会没放水土地损失补偿款23000元。该补偿款共发放给18名村民，合计亩数50.03亩。再查明，北京市长哨营满族乡2007年4～7月累计降水为216.3毫米。2015年4～7月累计降水为199.4毫米。2015年5～7月，北京地区降水较少，需要用此水库水源的大地村、三岔口等村土地干旱，并影响到村的人畜饮水问题。但某公司以不符合放水条件为由拒不放水，导致双方发生纠纷。该纠纷经数次协调，因放水的方式、时间和数量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故起诉至法庭，要求某公司、杨树湾村委会放水并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判决

二审法院认为，大地村委会与某公司、杨树湾村委会签订的《关于杨树湾村所属大地北沟水库的使用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大地村委会、某公司、杨树湾村委会应当按照协议的性质、目的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大地村委会以节约用水为目的的输水管道已经安装完毕并可以使用，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实际放水；杨树湾村委会称当时水位未及合同约定的13米以上故无放水之义务，而根据大地村委会提供的调解证明，其时水位已及19米。某公司、杨树湾村委会虽对该调解证明的内容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对某公司、杨树湾村委会的相关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纳。据此，法院依法认定某公司未按约履行放水之义务。需要说明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时期，法治已成为现代社会治理和公民生活的基本准则，各方当事人均应遵守并强化契约精神，秉持公平、透明、可操作性原则，明确、合理地安排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避免今后类似纠纷的发生。此外，现时期，企业社会责任日益深入人心并已内化为企业持续、长远、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公司法》第五条、《合伙企业法》第七条亦彰显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故而，法院提示某公司在合法经营的同时，应努力平衡协调好营利性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此来增强自身的长久竞争力。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86条规定，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此案中，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作出了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相关提示，值得关注。因涉案水库具有与村民灌溉息息相关的特殊性，在遵守市场公平竞争，不妨害企业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应当遵守三方约定的灌溉协议，保证村民的用水权，这不仅是合同自治的要求与体现，也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节 非营利法人

第八十七条  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

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非营利法人概念的规定。

非营利法人是指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取得利润或者不向其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利润的，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非营利法人的法律特征是：

1.非营利法人具有法人资格，而不同于非法人组织。

2.非营利法人的设立目的具有非营利性。

3.非营利法人财产权结构具有独特性。

4.非营利法人兼具公与私的双重属性。

非营利法人包括：1.事业单位法人；2.社会团体法人；3.捐助法人，包括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宗教捐助法人等。

【案例评注】

莫某博与朱某英等剩余财产争议纠纷上诉案 [31]

基本案情

本案涉及的当事人：原告：莫某博。被告：朱某英等4人（系周某华的法定继承人）、张某清、刘某达、廖某宏。第三人：某公司。1995年4月，刘某达、莫某博、周某华、廖某宏、张某清、卢某昭、能某珍7人共同集资创立武汉国际商务学校。1998年10月，武汉国际商务学校在试办三年以后，被正式批准设立民办武汉国际商务学校。2001年4月26日，武汉国际商务学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申请表中“开办资金来源”栏填写为“开办时有刘某达、廖某宏办学所收取的学费人民币20万元和由刘某达等7人集资10万元共计30万元开始起步”，“举办者情况”栏填写为“刘某达、周某华、廖某宏、张某清、莫某博、卢贤昭”。该校于1995年10月28日向莫某博出具一张收据，载明收莫某博集资款15000元。2001年10月30日，莫某博收回集资款15000元。2002年4月，张某清等10人组建了某公司，莫某博未参与组建。2005年5月，某公司股东变更为廖某宏、刘某达、张某清、周某华4人。2003年，刘某达、周某华、张某清、廖某宏4人开始着手创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2003年4月20日，武汉国际商务学校董事会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周某华、张某清、刘某达、廖某宏4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武汉国际商务学校，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某公司联合申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武汉某公司决定以其下属武汉国际商务学校现有土地、校舍、设备等校产参与申报；与会4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向湖北省教育厅、省计委申请撤销武汉国际商务学校，并向省民政厅申请办理注销手续；武汉国际商务学校债权债务以及在分校中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武汉某公司全权承担。2003年5月20日，周某华代表武汉国际商务学校、刘某达代表武汉某公司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由武汉某公司接管武汉国际商务学校现有全部财产，武汉国际商务学校的债权债务全部转让给武汉某公司；武汉某公司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创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武汉某公司独立对外承担责任。2003年7月1日，湖北省教育厅、省计委批复同意撤销武汉国际商务学校，明确学校的债权债务由武汉某公司承担。2004年2月16日，武汉某公司向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武汉国际商务学校。2004年2月29日，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显示：武汉国际商务学校净资产（经营结余）25749745.29元。莫某博诉称：周某华、张某清、刘某达、廖某宏4人（以下简称周某华等4人）注销学校时侵犯其合法权益，对武汉国际商务学校的经营结余应按照当初投资比例即七分之一进行分配，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共同支付其相应款项人民币3678535元。

法院判决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认为，原武汉国际商务学校为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该校章程中没有规定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内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民办学校章程中未规定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出资人不得擅自取得回报，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另莫某博对其集资款已经收回，莫某博对其主张的投资比例为七分之一举证不充分。故莫某博要求按照投资比例对原武汉国际商务学校注销时的经营结余进行分配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判决驳回了原告莫某博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莫某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认为：

第一，关于莫某博的学校举办者身份问题。莫某博作为举办者，其身份在学校章程以及申办资料中已有明确，而这些资料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民政部门已经备案，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因此莫某博举办者身份应当得到确认。被上诉人认为莫某博非学校举办者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关于周某华等4人是否构成侵权。武汉国际商务学校剩余财产被全部转让给某公司，再由某公司投资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举办武汉学院，教育行政部门未处置上述资产。周某华等4人作为某公司股东，通过公司支配和控制了上述财产。上述行为本质上是对财产进行了分配，根据以上事实判断，武汉国际商务学校应属于营利性质。周某华等4人未经莫某博同意，擅自将学校注销，并且注销时未依法对资产进行清算，其行为违反了章程及法律规定，构成侵权。根据审计报告确认，武汉国际商务学校的经营结余为25749745.29元，按七分之一计算，莫某博的实际损失应确定为3678535元，应由周某华等4人共同承担。

专家点评

民法典总则编第87条规定，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本案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案涉民办学校是否具有营利性特征，从而判断其剩余财产是否应在出资人之间进行分配。该案一审与二审对于民办学校剩余财产分配的裁判结果南辕北辙，其根源在于对民办学校的性质认识不同。事实上，民办学校既可以表现为非营利性，也可以表现为营利性，两者皆可从事具有公益色彩的教育事业。营利性民办学校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具有不同的法律特征。在处理民办学校剩余财产争议时，应明确界定民办学校是否具有营利性特征，从而判断其剩余财产是否应在出资人之间进行分配。现行民法典总则编明确规定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类型划分，可以为此类案件的司法适用提供统一的裁判尺度。第八十八条  具备法人条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供公益服务设立的事业单位，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资格；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事业单位法人资格。